國際工程項目管理的政治風險

⑴ 國際工程的風險有哪些 政治風險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首先肯定是政府風險影響最大了其次就是法律，了解執政者的任期（考慮到政策連續性）以及大政方針！國家是否安定等。了解承包對象的國情以及法律，政治狀況！

⑵ 項目管理應防範的「五大風險」指哪些

項目管理的風險類型有項目風險（進度、成本、質量、范圍、人員、資源等風險）、技術風險（潛在的設計、實現、介面、測試和維護方面的問題）、商業風險（指威脅到產品的生存能力）。
其中商業風險又可以分五大風險：市場風險、策略風險（不再是公司的戰略產品）、銷售風險、管理風險（由於領導變動失去上級管理管理部門的支持）、預算風險（沒有得到預算或人員的保證）。

⑶ 國際政治風險的應對

，全球監管機構對違規案件的監管日益嚴格，許多聲譽卓著的全球性組織在不同市場上繳納了數目驚人的大額罰單，這種高昂的潛在違規經濟成本加上對機構長期性的聲譽損害，構成了企業的違規成本。具體的量刑標准，以《美國反海外腐敗法》 （2012）（以下簡稱FCPA）為例，如表1所示。違規企業最高將被處以兩千五百萬美元的罰款以及相關責任人判處20年監禁。但是根據截至2019年因違反FCPA被美國司法部（以下簡稱DOJ）處以罰款金額前十的企業如表2所示，最高的罰款金額達到了17.8億美元遠遠超過兩千五百萬美元的最高判法標准。其原因在於監管機構在處以罰款時會在基本罰款外的基礎上乘以一個名為「犯罪點數」的系數。而「犯罪點數」的大小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如企業違規的規模、企業高層對違規的參與和容忍程度以及企業已發生的違規行為和是否有阻礙調查的行為都影響著「犯罪點數」。當然如果企業有相關合規計劃作為免責依據，或是自願披露違規行為與監管機構的調查採取合作態度，主動承擔違規責任，則有機會降低「犯罪點數」 （Financial Conct Authority，2013）。綜上所述，數目龐大的經濟處罰加上政府制裁和企業形象受損，當代企業的違規成本變得十分高昂，但是換句話說合規的收益也同樣十分巨大。

1.2 合規的成本

當然企業，企業進行合規管理自然也會產生合規成本，黃勝忠和江艷 （2019）將企業合規歸納為以下幾點：

（1）人力成本，如聘用專業人士的工資、福利。

（2）管理成本，如維持合規體系正常運轉的日常費用。

（3）監管機構的罰金。

（4）採取補救措施的費用。

此外，依據其繪制的合規收益成本曲線圖（圖1），黃勝忠、江燕認為在達到合規成本收益的最佳均衡點N點之前，企業有充足的動機推進自身合規建設。

2 企業合規管理體系框架的現有研究

Moeller （2011）認為合規對於企業來說是一個持續連貫具有前後一致性的過程，而不是一勞永逸的一次性項目，所以必須形成組織性的合規架構范圍如表3所示。

但是，合規一致性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是法規的原始形式本質上非常抽象。同一組織的不同部門或所涉及的不同組織往往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實施法規的語義的原因。這會減慢合規性管理措施的實施速度，並使它們無法達成一致而因此效率低下。所以必須實現數據和法規定義的語義一致性（Kharbili et al，2008）。要達到這一點Kharbili認為業務流程合規性管理框架架構應該如圖2所示具備以下要素：

（1）法規需要形式化處理。必須有機制能夠將法規規范化為語義上的政策。

（2）必須將這些語義上的政策建模到業務流程中。在語義業務流程管理的情況下，使用語義政策為本體論擴展用於對業務流程建模的本體。

（3）規則是執行政策的直觀方式。必須將政策轉換為業務規則集。然後可以將這些業務規則集成到業務流程建模框架中，並由適當的推理引擎進行解釋。

（4）在不同的級別上，業務流程以適合於業務流程執行的語言表示。在此級別上，有必要將業務規則在語義上集成進一步轉換為可執行業務流程模型的操作規則。

（5）必須在推理引擎的基礎上實現合規性檢查引擎。

（6）需要監控組件以控制策略的一致性，業務流程的檢查和強制執行操作也同樣

⑷ 涉外工程如何減輕和降低政治風險

常見的政治風險
所謂政治風險，一般指因政治因素的不確定性而對經營環境中的企業造成的影響。這種不確定性可能是正面影響，也可能是負面影響，人們在談及政治風險時通常限定為後者。由於政治風險難以識別，影響力大，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任何干預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企業的價值，所以是所有風險中最具威脅性的。按照傳統理論，將跨國經營的政治風險分為戰亂風險、財產徵用沒收風險、外匯管制風險以及為政治目的服務的一些限制性經濟政策，如外匯管制、進口限制、產品出口要求等。但隨著冷戰過後，國際政局的動盪和變化，政治風險的表現形式有了新的發展。當今，從對外投資角度看，政治風險有如下這些常見形式：
政策變動風險。
即因東道國政策變更而給外國投資企業造成的不利影響。這種變更可能是東道國政權的更迭、社會經濟形勢出現了新情況而打破了政策的連續性，一般並不有意針對投資企業；但更多的是東道國認為外國投資企業存在明顯或潛在的不利於本國的動態，從而在政策上有意作出調整。我國企業跨國投資所遭遇的政治風險主要屬於這一類。比如，吉利公司2005年計劃在馬來西亞製造、組裝和出口吉利汽車，當生產准備工作一切就緒並准備年底正式開工時，馬來西亞政府出於保護本國汽車產業的目的，突然宣布新進入的汽車品牌在該國生產的汽車不能在該國銷售，必須100%出口。這一政策變動使吉利公司蒙受巨大損失。
歧視性干預風險。
即因東道國非正常地使用本國政策、法律而給外國投資企業造成的不利影響。由於「中國威脅論」、「經濟民族主義」、「社會意識形態差異」等原因，對中國企業來說，這類政治風險出現的頻率也很高。比如，2005年中海油收購美國優尼科公司本是一次正常的商業活動，卻被某些美國政客和媒體炒作成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政治行為，最後由國會出面，在收購行動中設置種種障礙，迫使中海油放棄收購計劃。
恐怖襲擊風險。
即因恐怖分子在東道國的活動而給外國投資企業造成的不利影響，是非傳的統安全威脅。上世紀90年代以來，恐怖主義在全球盛行成風，其實這是各種政治力量博弈的結果。恐怖活動不僅破壞和平的企業生存環境，而且直接危險到我國對外投資企業人員和機構安全，雖然出現的幾率不如前兩種政治風險，但一旦發生，危害極大。如2004年就發生了在阿富汗的11名中國工人於睡夢中遭襲擊身亡、在巴基斯坦的中國工程師遭綁架和殺害等恐怖襲擊事件。
國有化風險。
即因東道國採取強制回購、徵用甚至沒收等手段使外國投資企業資產本國化而給外國投資企業造成的不利影響。二戰之後，曾經出現過民族獨立國家對本土外國企業實施國有化的浪潮。隨著上世紀80年代全球化的興起，國有化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但在資源日益緊張、要素價格攀升的當今，國有化又以間接、漸進式的新形態而呈回歸之勢。如2006年4月，厄瓜多議會就通過了一項石油改革法案，規定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所有外國公司必須將利潤的50%交給厄瓜多政府，政府根據修改後的《石油法》同外國公司重新進行石油合同的談判。這幾年，我國在委內瑞拉、秘魯、厄瓜多、巴西、古巴等拉美國家進行能源項目投資時，遭遇這類「溫和」國有化風險的情況非常多。
戰爭動亂風險。
即因東道國境內發生戰爭與動亂而給外國投資企業造成的不利影響。當今世界整體是和平穩定的，但局部地區的國家關系惡化、政權爭奪、民族糾紛、宗教矛盾等因素引發戰爭與動亂也是此起彼伏。這對跨國投資的中國企業是很大的潛在危險。比如，蘇丹是我國最大的國外石油投資所在地，也是我國的友好合作國家。但是自1956年蘇丹獨立以來，除了從1972至1982年這十年之外，蘇丹的內戰到今天都沒停過，投資安全系數極低。這對已在該國投下巨資的中石油來說，一直為所投項目憂心忡忡，不敢過多增加投資。
在理論上，中國企業跨國投資所遭遇的這五類主要政治風險(此外還有資金移動控制、拒付債務、制裁與禁運等風險)可以分類區分，但現實中卻並非涇渭分明，常常是幾種風險復雜交集在一起出現。形成政治風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國際宏觀環境因素，也有東道國國情的影響，還有我國政府和「走出去」企業自身的不足之處。基於國際、東道國因素的不可控性，筆者認為，從自身作出調整，是解決風險問題的基本思路。
政治風險規避之道
政府方面：
第一，加強宣傳工作力度。很多跨國投資的中國企業，風險意識淡薄，風險管理能力也不足，尤其是遇到國家風險時，往往措手不及。因而，政府應通過各種媒介、採用多種方式對跨國投資政治風險的相關情況進行報道、宣講，使企業明白政治風險的特點、形式、必然性和可控性，增強企業防範政治風險的意識和信心。
第二，搭建信息服務平台。政府應藉助我國駐外機構、境外企業、銀行和中信保等各界的力量，加強對重點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形勢、民族宗教矛盾等政治信息進行收集、整理、評估、發布。通過搭建政治風險信息網路服務平台，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及時、准確、專業、權威的政治信息。目前，商務部的國別障礙報告系統、投資促進局的《國別投資指南》和中國信保公司的《國別風險報告》的風險防範功能已經啟動，但作用的發揮還遠遠不夠。
第三，完善風險保障機制。目前以保險手段支持企業跨國投資的制度在我國正在逐步形成，但起步晚，支持力度不大。今後，政府要在中國信保公司的基礎上，允許、鼓勵其他保險企業參與到對外投資的保險業務中來；盡快開發國外投資保險的新品種，不管商業的還是政策性的；對政治風險在全球內進行分保和再保險，進一步分散風險；設立國家海外投資風險基金，使跨國投資的我國企業整體抗風險能力增強。
第四，提供經濟外交支撐。我國的外交資源在支持企業「走出去」方面還做得不夠，外交部、駐外使領館和人員對東道國情況熟悉、在東道國有影響力的獨特優勢還沒有發揮好。法國這方面做得不錯。例如，它的外交部將為企業海外投資提供服務作為其重要的職能，外交部設有專門的企業處為海外經營定期提供全球區域市場的投資風險和戰略性咨詢參考報告。我國今後要加大大使館、加大外交部、商務部等主要涉外工作部門的經濟外交力度，充分發揮磋商機製作用，推動投資保護、司法協助、領事保護、社會保險等政府間雙邊、多邊協定的簽訂，營造良好的對外投資保護環境。
第五，培育國外投資園區。單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很難獨自成功地規避跨國投資的政治風險。但如果在政府的組織、引導下，成立境外投資園區，將本國海外企業集中起來發展，就能形成合力，就能有效地防範風險。例如，我國2007年在巴基斯坦和尚比亞建立的兩個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現在正非常好地發揮著承載跨國投資的功能。這是我國企業跨國投資的新舉措，今後應該進一步完善和推廣。
第六，加強監督與管理。隨著我國跨國投資管理體制改革的推進，我國要盡快研究制定境外企業監管條例，依法加強對跨國投資企業實施監督與管理。不僅國有企業，民營和其他性質的的企業都要納入監管范圍。加強監管既是履行政府職責的需要，也是通過控制、指導、提醒，使企業免遭政治風險的需要。2004年中國航油集團新加坡公司總裁陳久霖在無人監管的情況下違規私自炒期油，造成公司虧損5億多美元。這是監管缺位的典型事例，我們要引以為戒。
企業方面：
第一，樹立「雙贏」、「多贏」的理念。跨國投資的中國企業要形成既自身得到發展，也促進東道國就業、技術進步、財政增收的利益共享理念。單邊發展的思路只會引發東道國政府與民眾的不滿，最終釀成政治風險。比如，針對拉美國家的國有化風險，如果我們從「雙贏」、「多贏」的理念出發，給自己找到准確的定位，通過與他們合作，就能在讓利和共享中得到石油資源。
第二，做好投資前的鋪墊。在政府信息的基礎上，通過專業收購調查公司考察、分析東道國的投資環境，評估投資的政治風險，重點分析那些難以預測並可能使經營環境突然改變的各種主要政治力量；進行廣泛宣傳，使東道國了解本企業，尤其是國企要讓別人明白自身的市場化程度和所在行業的開放度；在投資國承擔一定的公益事業；與東道國政府和民眾多交流接觸；等等。
第三，掌握跨國投資的策略。防範跨國投資的政治風險，還是有很多策略可供借鑒。如採用僱傭當地員工、從東道國銀行融資、與本土企業合資、保留原公司的老名字等本土化策略，使中國公司成為東道國經濟結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減弱當地人的抵觸情緒；如採用先投資外國私募基金，然後由這些外國基金公司去實施「綠地投資」或兼並的「以迂為直」的方式；等等。方式、策略的不同，往往效果有天壤之別。如2009年以來，中海油與中石化合資收購安哥拉油田區塊20%權益、中石油—BP聯合財團拔得伊拉克油田競標頭籌、中石油與哈薩克國家石油公司聯合收購曼格什套油氣公司，等等。為什麼能成功？為什麼與中鋁事件、優尼科事件是兩重天？主要是因為通過國有企業之間、國有與民營企業間、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間的聯合，增強了商業氣息，弱化了國家意識，有效地消減了政治風險。
第四，遵守東道國的法律和社會規范，積極融入當地社會。「走出去」的中國企業要了解、學習、遵守東道國的法律和社會規范，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參與社區活動，廣交各界朋友，從而融入東道國社會主流之中，淡化中國「印記」，由中國公司逐步本土化為地地道道的東道國公司。如此，遭受政治風險的可能性也可大大降低。(作者單位：中 共湘 潭 市 委 黨 校)

游戲規則，有幫助記得採納哦！

⑸ 國際工程主要風險因素是什麼

國際工程的風險實在是太多了，在國內根本不算什麼的事，到了國外都可能變成很大的風險。比如有些國際環保要求高，據說你挖著溝遇到青蛙，那就要手捧著 送到 不礙事的地方去。
國際工程的風險基本都是源於對國外情況的不了解。
風險大致有幾個方面：當地的經濟情況（材料價格、僱工價格、設備價格、是否要求當地人比例、環保要求、安全要求）、當地政治情況（戰爭、總統選舉、腐敗程度等）、國際材料設備價格變化、自己公司的能力等。

⑹ 國際工程風險管理有哪五種措施

國際工程風險有哪五種措施？這個有？風險評估，安全培訓。設備安全管理。

⑺ 項目管理有哪些主要風險及如何控制

對於工程保險技術機構而言，風險管理技術包括勘察設計保險技術、招投標保險技術、施工履約保險技術、工程質量保險技術以及工程安全保險技術，在此基礎上方能建立起事前預防、事中控制、風險預警、事後鑒定評估機制。

作為風險管理的國際慣例，工程保險的廣泛運用是風險管理制度得以實施的重要保證。工程保險技術機構作為其中關鍵的技術力量，也能輔助浮動費率機制的運轉：針對投保企業和項目可能出現的風險因素給出建議承保費率，對於風險較大的投保企業還能予以拒保。

用行政方法管理建築，是有效地控制建設工程風險一種方法；與此同時也要運用經濟杠桿以制約、影響和引導風險管理目標的實現；另外，技術力量也是風險管理效率保證的前提。在行政、經濟、技術三個手段的共同作用下，建設工程全方位風險管理才卓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