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師歐米茄普格

㈠ 科學技術 重大工程 工程師 三個概念與哪些工程倫理學的知識有緊密聯系

是否有特殊的倫理責任？一個流行的觀點是，科學的進步，在本質上，為全人類。科學是探索真理和科學知識的真理在本質上是有利於社會的代名詞，或者至少是中性的活動。因此，科學家的責任，做好自己的工作。更多的科學研究成果，科學家們對社會的更大的貢獻。有些人使用危害社會，危害他人，有什麼做的科學家。還有人認為，科學知識對社會有潛在的危險，因此科學家有道義上的責任，以避免科學知識對社會的危害。

現代社會，責任的含義
責任（責任），社會角色與責任（義務），責任（義務），法律應負責（負債）一個略微不同的含義。道德責任是一個較新的術語，它的根是在拉丁語中的「respondere」的意思是「承諾一件事到另一件事」或「答案」。這是在西方傳統宗教倫理的接受或拒絕神的呼召。意思是「誰不負責人介紹，作為上帝打電話......至於我們回答我們的行為在我們的啟示是免費的......好永遠的責任在於神。」英文摘要最早（1776年）是用來描述統治者的自我正確「的公共責任，他行使的權力眾所周知的名詞」責任「的每一個動作的名詞，期間只出現在法語，西班牙語，德國。中國，最常見的社會角色與特定的工作或機構的責任意義上的責任，應該怎樣做或不應該做一個很好的開始應該做的是什麼工作，因為從一開始，應因疏忽承擔責任。
責任一詞時最常用的倫理和法律等方面的影響是人們應對他們的行為負責，可以解釋這種行為應該能夠回答，如果你說，法律常常討論未來的行為負責，倫理責任是正向的前瞻性。的因果關系，義務和責任的能力和作用的法律制度，但是，傳統的道德體系，公民的要求只是做好自己的本分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的約定俗成的規矩。責任的概念，並沒有起到顯著的作用。（這樣？至今在國內，許多網路全書，包括仍然無法找到翻譯「責任」的哲學網路全書）
強調功利強調個性和民主的現代社會中，人們不僅在社會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演員。現代行為選擇的自由，但自由是自由的人認識到，公平和社會秩序的責任。因為原來的種姓制度被沖走後，每個人追求自身利益，個人奮斗，會導致社會混亂，所以人們必須要學會考慮他人，平等的地位負責，因此，越來越多的現代思想「責任「。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區分了」責任倫理「和」道德的信仰。 「信仰在道德的信徒只需要」掛信仰之火，不要讓它熄滅的目標看他的行為毫無意義的說話可能產生的後果。道德行為的責任，你必須考慮到自己的行為可能產生的後果。他強調，道德優先行動領域的責任。
一些責任的道德理論強調的演員，那就是責任的行動的行動者（如康德自治 - 自我責任 - 因為他的道德哲學基礎）的基礎上，一些社會角色和社會專業演員的道德為基礎;強調自我與他人的對抗，自我存在和其他人，是世界上活動的關系。總之，行為者和行為後果之間的關系是核心的責任。
從哲學的角度，從某種意義上講責任和因果關系的聯系。最普遍的責任，首要條件是因果的力量，我們的行動將會影響世界;其次，這些行為都是受控制的演員;第三，在一定程度上，他可以預見的後果。 「不過，單向線性因果關系通常是一到事物之間的對應關系，但復雜的直接原因和間接原因的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可能產生的各種結果，結果也可能會引起的原因有多種，其中一些人理解，但有些不太理解。因此，責任的討論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責任是一個函數的知識和力量，在任何社會中，有總有一些人，如醫生，律師，科學家，工程師或統治者，因為他們已經掌握的知識或特殊的權力，他們的行為可能會造成他人，對社會，對自然世界帶來了較大的影響，所以他們應該比別人舉行更多的道德責任，需要有一個特殊的行規（如希波克拉底誓言）來約束自己的行為。
人們習慣仍然是相當有限的知識和力量，這么多的後果往往被壓的命運，永恆的自然規律，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做的好東西。隨著科技的發展，知識的增長，能力的提升也改變了人的行為的性質。個人行為的後果是更復雜的，更嚴重，更持久和難以預料的。現代科技已經推出如此大規模的行動，目的和結果的技術力量，使的責任，成為新的道德原則必須遵循，特別是義務未來。哲學家約納斯在他的「指揮責任」一書，「'命令'是不破壞自然，在按照使用它的方式給人們的東西。
說，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西方公民理論也比較重視個人權利和利益的公民，在最近數十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強調「責任」。 「責任」中扮演一個更巨大的比以往任何時候，已經成為佔主導地位的社會規范的概念，最常見的規范性概念。的卡爾·米切姆話，在當代社會生??活??中，責任在西方藝術，政治，經濟，商業，宗教，倫理，科學和技術的倫理問題的討論已成為一塊試金石。在今天的時代大科學，科學和技術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科學家，工程師，不僅是一個大數字的和是參與重大決策的制定和管理的社會和倫理責任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已成為一個主題不能被忽略。

二，科學是價值中立的嗎？

「責任」是一個現代的話題，但科學家們的責任似乎應被視為一個例外。將近三百年，許多人認為科學是價值中立的科學知識（純科學）不體現價值？人類的動機或科學活動，專為目的的科學本身不參與的價值不直接對社會的影響的個人;科學理論，科學家們取得的成就的社會後果不承擔任何責任。
「中性理論」最具代表性和廣泛的影響，在科學界是邏輯實證主義。這種觀點認為，只有那些聲明的經驗，擺脫了主觀和價值因素，通過數學公式和嚴密的邏輯推理組成的，有用的知識是科學性，准確性的概念和穩定的系統。因此，所有的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心理的因素被排除在科學。科學被視為客觀的知識是建立在事實和邏輯的基礎，這是社會價值觀的影響，有沒有善或惡，是價值中立的。
還認為，不僅是科學知識本身的價值中立的科學活動的動機，科學的唯一目的，不參與個人的價值。例如，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作為科學的工具理性和開始認為，科學的目的是引導合理的人的行動，使科研機構的官僚作風工具（官僚，一個有效合理的組織形式）的需要，選擇一個有效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標，通過合理的計算，服從合理控制外部世界的，因此，他主張科學家的態度，他們的職業生涯應該是「科學和科學的」，他們「只能做知識誠實的建立事實，邏輯判斷和數學關系。他甚至斷言：「一個科學家，他證明了自己的價值判斷時，是充分了解的事實時結束。
「中性論」，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形式和目的，包括了解的原因，也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原因。它反映了科學發展的一定階段，專業分工是太小了，高度的專業化，專注於當地，忽略了整體的限制（獨立的科學活動和科學的社會後果），反映科學作為一個理性的人類的其他活動也反映了自然世界的（如藝術，宗教等）的區別（科學依據經驗事實和邏輯確實有其客觀性側的經驗事實不可避免地滲透值），了解基本的圖片（現代機械世界觀完全分離，從物質世界中的精神世界，第二自然聯系的價值的根本原因，是不是上帝或自然，但工業和功利作為科學對象本身的價值）的性質，反映了科學作為一種社會制度，自主開發的要求（以確保科學活動，科學系統的正常運行應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正是因為這一點，稱為「中性理論」是一個面具，盾牌，甚至一把劍。例如，在17世紀，羽翼未豐的英國皇家學會的科學家，以確保保皇黨保持價值中立，不插手神學，形而上學，政治和道德??問題，不接受檢查的自由表達權的文章和通訊，以換取。在20世紀，在科學日益強大，甚至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中性論」，而不是「政治科學」，「科學倫理」（李森科，納粹毀滅猶太科學家）武器。
「的科學價值中立」的，在一定意義上，似乎是一個特定的范圍內成立迄今仍然是在學術界很有影響力的，經常被用來作為擋箭牌，拒絕考慮科學家的倫理責任。如果歷史參觀點的理解，從一個整體的科學，其發展的社會背景，科學對社會，尤其是現代社會，那麼我們只能是一個神話或一個理想的「中性論」。邏輯實證主義「價值中立」的批判，科學和哲學的歷史主義和其他學校。韋伯不自覺的工具理性和個人的知識和齒輪「官僚」的限制，需要注意的。
在今天的「科學 - 技術的融合」，「科學技術 - 經濟和社會融合」的大科學時代，科學，工業，軍事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在所有國家中占據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已成為國家行為，價值中立的純科學的理想的基礎不再存在。 「純科學」的概念已經應用科學，而不是相對於「基礎科學」。被替換為純科學的科學概念，包括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開發，包括R＆D長期以來一直作為一個整體不足以代表科學。 「通過科學和教育興國」的口號，在科學和技術的「國家利益」，明確表示國家科技投入的社會目標。從科學的角度來看，現代科學已成為一種社會事業，科學家們一般都屬於某個機構或組織（因為科學的研究已經成為一個謀生的職業生涯）的成員或雇員，科學就不能發展沒有預期回報，雖然不一定是短期或直接的支持，社區（資本和社會資源），而這個支持是不可能的。 「崇高科學和科學分離」，不符合時代的要求。技術工人必須考慮科學的社會後果以及自己的社會責任和道德責任。

關注科學的社會後果是背離了「科學和科學家的科學態度的科學家的道德責任
美國科學社會學家默頓共同的精神氣質和道德規范概括為普遍性（普遍性），共產主義（社群主義），利益（無私），有條理的懷疑主義（有組織的懷疑論）和獨創性（原創）。很多爭議，本文離開了這些規范的公開討論，然後增加了溫和，理性精神，中性的感受，尊重他人的知識產權，尊重事實，不弄虛作假，等等。科學家們的研究工作（實驗）應符合人道主義原則（??如紐倫堡法典），以及動物保護和生態保護的原則（例如，1978年聯合國動物世界的動物權利保護的權利宣言「，並且聯盟所有的動物都是誕生的自由，生活的自由，每種動物都有被尊重的權利。
這些規范，以確保正常運作的自主發展科學和科學知識的生產和科學的社會環境考慮的多重社會身份的科學家，科學家的倫理規范，應補充道：問責制（責任），有責任去思考，預測，評估可能產生的社會後果的科學知識，如物理科學家山姆，施委播的（三Schweber）美國研究所生產的說：「科學的企業主要涉及的小說創造 - 從來沒有存在過設計的對象來創建一個概念性的框架來理解新出現的從已知和本體的復雜性和新穎性的基礎上，明確表示，我們必須承擔的道義責任，因為我們創建這些對象和陳述。「
>科學（無論是否直接由科學家）對人類福祉的科學家，科學家們的科學導致其他不良後果是否應該負責？如果不清楚應用前景難以向問，科學家們發現，該應用程序的基本原則並很難預測的後果，試圖運用科學理論到實踐（工業，軍事，或其他）的科學家（這是大多數當代的科學家），無論其主觀動機，應該要求他們作出慎重考慮的後果科學活動。「，而他的設計不會超出自己的實驗設計什麼，但他的副作用人工的產品或技術方案的設計提供了基礎的概念的應用上，可以嘗試做邪惡的或明顯的傷害。 「只要他們的行為是免費的，他們是科學應用的因果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他們承擔的道德責任的後果的科學應用，當然，並非所有的直接行動」道德領域的韋伯在責任「的優先順序高於」道德「的信念，必須考慮到自己的行為可能產生的後果。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為的動機的公共和流行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必須團結。種統一的基礎的做法，因為
20世紀，日益增加的科學應用在軍事和工業領域，對社會的負面影響的科技越來越明顯。核戰爭，基因工程和技術發展的生態危機將有一個從人類生存的決定性作用，科學家們不再是冷漠的社會後果的原子科學家在1945年的科學的思想反映科學家的責任所造成的對美國的戰爭委員會的報告：「在過去，人們如何使用他們的無私的發現，科學家們可能是錯的現在直接負責，我們感到有必要採取更積極的措施，因為在發展核能研究的成功是充滿危險的危險，比以前所有的發明是更大的。 「他們覺得責任」的原子能事業的科學，技術和社會問題的公眾科學教育「發布，我相信，」致力於公眾教育，使它們被廣泛地理解科學前所未有的發展潛力的風險所有科學家的責任。「
世界上的科學家的責任，科學家們在各種場合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其中包括著名的自1957年以來普格VAS（帕格沃什）會議，1975阿西洛馬（阿西洛馬），會議在20世紀70年代初，科學家們討論重組DNA研究的潛在危險，讓科學家們自己的責任范圍有新的方式思考，「科學家的研究人員和不受限制的權力，責任，追求真理的批評和懷疑的討論有關的倫理問題克隆技術在最近幾年，這個思路繼續，但是，科學研究，特別是那些誰可能是有潛在危險的科研應僅限於人，這仍然是有爭議的。被稱為科學家拒絕考慮可能危及項目的烏托邦性質有人擔心，強調事業的責任科學家不必要的限制。
然而，科學家已經掌握了專業的科學知識，他們可以更准確地比其他人預見到可能的應用前景的科學知識，他們有責任來預測積極評價相關的科學和公眾科普教育的負面影響。因為現代科學家不僅從事自己的專業工作，作為社會的精英，他們還經常參與政府和行業的重大決策，享有特殊的聲譽，他們的意見將是額外的信任，因此非專業知識的問題，應該謙虛，謹慎，他們有責任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見，在各方面的利益矛盾，甚至退出某些物品，如果自己的良心，決定
四名工程師負責什麼，是誰的責任？

如果科學家們主要是理論科學家的責任是什麼社會後果的科學知識生產（間接影響）的人的意見很大分歧的社會後果的工程師的工作職責似乎是小的分歧。工程師們探索知識的應用，並把它們付諸實踐。他們的工作和理論研究，特別是基礎理論研究的影響，所帶來的後果項目是一個高度清晰。工程師應如何負責該項目的後果呢？
工程哲學家塞繆爾·佛羅人（塞繆爾Florman）的工程師的基本職責只是做了一個良好的工程;工程師斯蒂芬·安格（斯蒂芬·昂格爾）致力於公共福利義務的主張工程師，工程師繼續甚至拒絕假設，他並不贊成自由。「在過去的爭議，工程倫理主要涉及是否把工作做好考慮是否做好。「
工程師的責任是本質究竟是什麼？是否他們也像醫生和律師遵守某些職業的行規？事實上，作為醫學和健康服務除了在一個公平的目標不同的法律效率，項目本身不明確的，固有的，獨立的理想。早期的工程師，是指「戰爭機器」的建設和使用，直到18世紀的結束，工程，是指軍事工程，土木工程和平時期的軍事工程在相當程度上服從國家的指導。不管如何，技術力量雄厚的工程師，他首先必須服從，服從命令，他的主要責任，即使機械，化學和電氣工程等領域繼續發展，並沒有改變作品屬於外部的社會機構（政府或商業企業），工程師服務主要政治力量或經濟力量，他們遠遠超過了一個單一的工程師行使任何的技術力量。
隨著越來越多的實力的增加，的工程師和技術在19世紀的一些工業國家手中的數量，工程師需要一個獨立的，並建立了各種工程師，他們認為工程師技術改革的主要推動者，這是人類進步的主要力量。他們不是受特定的利益集團的偏見，心理邏輯，也有廣泛的責任，以確保技術的改革，最終造福於人類。他們應該遵守的東西可以被稱為的「命令」：「你應該只設計或幫助完成該項目不構成威脅市民的福祉，應該提醒市民，對任何不符合條件的工程。「舉個例子，美國工程師馬禮遜（喬治·S·莫里森）曾自豪地並自信地宣稱，「我們已經掌握的物質進步的牧師，我們的工作，讓其他人可以享受發展的成果，自然的力量源泉，我們的精神控制物質的力量。牧師一個新的時代，但絕不迷信的另一位工程師說：「工程師，而不是他人的，將引導人類前進一個從來沒有召喚人類面臨的責任落在工程師19世紀初的肩膀上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的技術官僚運動這種意識形態的背景下提出的。技術官僚的運動是不會成功的，但世界政治的，它會產生長期而深遠的影響。
我們在這里討論，因為工程師需要的技術成果，接受所有的榮耀，他們也應該承擔所有的工程故障呢？其實是非常有限的，因為所有的工程和技術專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運營商或政治家庭控制，自己的課程，而不是由負責的工程師，工程師應負責後果由於失職的??責任或故意破壞自己的工作，但由於無意的疏忽（如產品缺陷）或不理解（如地震預測誤差）的影響的責任是什麼？重要的是，在前者的情況下，大量的項目控制的經營者或政治家，工程師有責任處理誰負責？工程（橋梁，房屋，汽車等），僱主的用戶或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狀態？如果項目本身，公眾的利益，用人單位的利益，以及社會和人類的長遠利益的沖突，工程師們首次保養的利益呢？科學界的一個理想的情況下，這三者的統一，作為責任的公民社會，以及研究機構的雇員，但事實上，他們往往有各種各樣的沖突。
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是，工程師，應該成為「告密者」（告密者）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工作的性質，所以，他們經常直接和最早了解一些公司或其他機構，如產品質量，性能，缺陷，公眾安全和健康或環境中存在的問題，的影響。他們沒有權利，在現實生活中應披露是否真實，這些告密者往往被解僱，調動或者被視為麻煩製造者。戲劇家易卜生的「人民公敵生動地描述了這種現象。現在的一些科學和技術專業協會的支持告密者，如工程師和道德法規要求工程師進行職業安全，健康和福祉的公共任務擺在首位。
但是這個規定顯然是偏離默頓提出要求自治，以確保在科學活動「無私」另一方面，線人的判斷是基於自己的理解，如果你也沒有得到承認的同行的審查，或即使到已被同行反對他的做法是符合科學規范，無論他們是負責的專業工作，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當然，從根本上解決了政府，企業和公眾也需要之間的利益沖突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的轉型，像奉設想的M.爭取民主管理，公眾參與的所有大規模的技術規劃，即便如此，工程師和科學家們仍然預測和評估的科學和技術應用中的積極和消極影響科學教育的公共責任。因為沒有公開，民主管理，科學和技術科學和完善的質量將形同虛設。
當代科學技術革命的新發展，給予了前所未有的力量科學和技術工人，他們的行為所帶來的後果往往難以預料的計算機信息技術，互聯網，基因工程，核能，新材料技術也帶來了好處給人類，而在可預見的和不可預見的傷害，甚至災難，或一些好處害人害己。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責任，變短迫切需要的關注，遠遠超過在高度發達的科學和技術的大科學時代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倫理責任，做好自己的工作。

㈡ 魔獸世界諾莫瑞根工程師歐米茄普格怎麼打

是組隊嗎？首先:讓T去拉他到門口，所有人站到門口外邊！奶休息給T加血！這時候你會看到大BOOS會扔炸彈！一顆就是200W血！不過炸彈之外裡面爆炸！會把他自己炸死！主要就是別讓T死了！否則沒有人拉BOOS！

㈢ 魔獸世界工程師歐米加普格怎麼打

無祐傳奇 有炫麗時裝翅膀、個性稱號
霸氣坐騎！狂拽酷炫叼渣天！

㈣ wow 莫洛瑞根影藏boss怎麼打

魔獸世界諾莫瑞根的隱藏boss——工程師歐米茄普格，堪稱團滅發動機。

BOSS位置：鐵爐堡那張地圖上面，最左邊，諾莫瑞根副本裡面。

如何激活BOSS：諾莫瑞根副本最後一個BOSS打掉之後，在進本左手邊第一根柱子的背後，有個小小的紅色按鈕，按下去，BOSS就出來啦

方法與步驟：

一、擊殺最後boss後點擊柱子後面很小的一個按鈕，召喚它出來！

諾莫瑞根，適合等級24-33（完成所有任務，應在30以後），適合陣營：聯盟&部落。

諾莫瑞根對聯盟玩家意義重大，這里是血色修道院以前最有價值的副本，經驗和物品掉落，都非常可觀。

是聯盟玩家非打不可的一個副本。至於部落方，由於只有兩個相關任務，雖然可以傳送，不過來這里的人也不會很多。

㈤ 談談你對工程師的社會和歷史責任與義務的理解。

科學家和工程師作為社會的成員，除了做個好公民以外有沒有特殊的倫理責任？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科學在本質上是進步的、有益於全人類的。科學是探索真理的活動，而科學知識作為真理的代名詞在本質上是有利於社會的，或者至少是中性的。因此，科學家的責任就是做好本職工作。科學研究的成果越多，科學家對社會的貢獻也就越大。至於有人利用這些成果危害社會、危害他人，那與科學家無關。另一些人則相信，科學知識可能給社會帶來潛在的危險，因此，科學家在道義上有責任去避免科學知識被用以危害社會。

一、現代社會中責任的含義

責任（responsibility）與和社會角色聯系在一起的義務（ty）、責任（obligation）、法律上的應負責任（liability）含義稍有不同。責任在倫理學中是較為新近出現的用語，其詞根是拉丁文的「respondere」，意味著「允諾一件事作為對另一件事的回應」或「回答」。它在西方宗教倫理傳統中用於接受或拒絕上帝的召喚。「人行善就是指他充當應上帝召喚而負責任的人……就我們回答上帝對我們的啟示而言，我們的行為是自由的……因此人的善總是在於責任。」英語中作為抽象名詞的「責任」已知最早（1776）被用來描述統治者的一種自我權利，即「對他行使權力的每一行動的公眾責任」。法語、西班牙語、德語中相應的名詞也在那個時期才出現。在漢語中，責任最通常的含義是指與某個特定的職位（社會角色）或機構相聯系的職責，指分內應做的事或沒有做好分內應做的事而應當承擔的過失。
責任一詞最常用於倫理和法律時的含義是人們應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種行為應該是可以答復的、可以解釋說明的。如果說法律往往討論行為發生以後的責任，那麼倫理責任則有前瞻性。在法律體系中，角色、因果關系、義務和能力都和責任相關。但是在傳統的道德體系中，對公民的要求只是盡自己的本分，遵守與其在社會中的地位相應的約定俗成的規則。責任概念並沒有起顯著的作用。（至今在國內的許多網路全書，包括哲學大網路全書中也查不到「責任」的詞條）
在重視功利、強調個性和民主的現代社會，人不僅是社會中的一個角色，而且更重要的是行為者。現代人的行為選擇是自由的，但自由是指認識到對公平和社會秩序的責任的人的自由。因為原來的社會等級制度被沖垮以後，每個人追求自我利益、進行個人奮斗，會導致社會的混亂，所以人們必須學會考慮他人，以同等地位的水平來負責任。因此，現代人對「責任」的思考越來越多。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區分了「責任倫理」和「信念倫理」。「信念倫理」的信徒需要的僅僅是「去盯住信念之火，不要讓它熄滅，他的行動目標從可能的後果看毫無理性可言」。責任倫理的行為則必須顧及自己行為可能的後果。他強調在行動的領域里責任倫理優先。
關於責任的道德理論有的強調行為者，即把責任的基礎放在行動著的行為者（例如康德把自治——自我的責任——作為他的倫理哲學基礎）；有的把對行為者的社會角色和社會職業作為倫理的基礎；還有的強調自我和他人的對抗，自我存在於和他人、世界的活動關系之中。總之，作為行為者的人和行為後果之間的關系是責任的核心。
從哲學上講，責任觀念和因果性聯系在一起。「責任的最一般、最首要的條件是因果力，即我們的行為都會對世界造成影響；其次，這些行為都受行為者的控制；第三，在一定程度上他能預見後果。」然而，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往往不是一一對應的單向線形鏈，而是錯綜復雜的。原因有直接原因和間接原因之分，一個原因可能產生多種結果；一種結果也可能由多種原因共同造成，其中有些被人們了解，有些卻不甚被了解。因此，討論責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責任是知識和力量的函數，在任何一個社會中，總有一部分人，例如醫生、律師、科學家、工程師或統治者，由於他們掌握了知識或特殊的權力，他們的行為會對他人、對社會、對自然界帶來比其他人更大的影響，因此他們應負更多的倫理責任，需要有特殊的行規（諸如希波克拉底誓言）來約束其行為。
但從前人們的知識和力量還相當有限，以致常常把許多後果都推給了命運和永恆的自然規律，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做好現在不得不做的事情。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知識的增長，人的能力增加了，人的行為本性也發生了變化。個人的行為的後果越來越復雜、越嚴重、越持久而且不易預測。現代技術已經引入有如此巨大規模的行動、目的和結果，技術的力量使責任成為倫理學中必須遵循的新原則，特別是對未來的責任。哲學家漢斯·喬納斯在他的《責任命令》一書中提出，「人的『第一命令』是不去毀滅大自然按照人使用它的方法所給予人的東西」。
如果說在相當長時期內西方關於公民的理論還更多強調公民的個人權利和利益的話，那麼近幾十年來，人們越來越強調的是「責任」。「責任」正在起著比以往巨大得多的作用，已成為當前社會中的主導性規范概念和最普遍的規范概念。用卡爾·米切姆的話來說，在當代社會生活中，責任在西方對藝術、政治、經濟、商業、宗教、倫理、科學和技術的道德問題的討論中已成為試金石。在當今大科學時代，科學技術滲透在社會的所有領域，科學家、工程師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參與社會重大的決策和管理，因此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倫理責任已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話題。

二、科學是價值中性的嗎？

雖然「責任」是一個現代話題，但科學家的責任似乎被看作例外。近二三百年來，許多人相信科學是價值中性的：科學知識（純科學）不反映人類的價值觀；或者科學活動的動機、目的僅僅在於科學自身，不參與個人的價值；或者科學理論不直接對社會產生影響，科學家不對其成果的社會後果負責。
「中性論」中最具代表性而且在科學界影響甚廣的是邏輯實證主義。這種觀點認為，只有那些由經驗的語句組成、擺脫了主觀和價值因素的、能藉助於數學公式和進行嚴格邏輯推理的具有精確性概念和穩定體系的有用知識才是科學。於是，人的社會、歷史、文化、心理因素統統被排除在科學之外。科學被看作建立在事實和邏輯基礎上的客觀知識，它不受社會價值的影響，也無善惡之分，是價值中立的。
還有人認為不僅科學知識本身價值中性，而且科學活動的動機、目的只在於科學自身，不參與個人的價值。例如，馬克斯·韋伯視科學為工具理性並從科研機構的科層制（bureaucracy，一種有效的、合理性的組織形式）要求出發認為，科學的目的是引導人們做出工具合理性的行動，通過理性計算去選取達到目的的有效手段，通過服從理性而控制外在世界，因而他主張科學家對自己的職業的態度應當是「為科學而科學」，他們「只能要求自己做到知識上的誠實……確定事實、確定邏輯和數學關系」。他甚至斷言「一名科學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價值判斷之時也就是對事實充分理解的終結之時」。
不同時期的「中性論」有不同的形式和目的，其中有認識方面的原因，也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原因。它反映了科學發展一定階段由於專業分工過細，專業化程度高而造成的注重局部、忽視整體的局限性（把科學活動和科學的社會後果截然分開）；反映了科學作為一種理性活動與人類的其它活動（例如藝術、宗教等）的區別（建立在經驗事實和邏輯基礎之上的科學確實有其客觀性的一面，但經驗事實也不可避免地滲透著價值觀念）；也反映人們對自然界基本圖景的理解（近代機械論世界觀把精神世界徹底和物質世界分離開來，與第二性質相聯系的價值的根源不在上帝或自然界而是工業和人的功利，作為科學研究對象的自然界本身是沒有價值的）；還反映了科學作為一種社會建制對自主發展的要求（為保證科學活動的正常運行，科學系統應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正是由於這後一點，有人稱「中性論」是一種面具、一種盾，甚至是一種劍。例如，17世紀，羽毛未豐的英國皇家學會的科學家以向保皇黨保證保持價值中立，不插手神學、形而上學、政治和倫理的事務，作為不受檢查而自由發表文章和通信的權利的交換條件。而在20世紀，在科學日趨強大甚至成為時代的主旋律時，「中性論」又被用作反對「科學政治化」、「科學道德化」（李森科事件、納粹對猶太科學家的摧殘）的武器。
「科學價值中性論」在某種意義上、某個特定范圍內似乎可以成立，至今在學術界仍很有影響，並常常被用來作為拒絕考慮科學家的倫理責任的擋箭牌。但是如果從認識角度、從整體上來歷史地考察科學產生及其發展的社會背景，科學對社會、尤其是現代社會的影響，那麼我們只能把「中性論」看作一種神話或一種理想。邏輯實證主義的「價值中性論」受到歷史主義和其他科學哲學流派的批判。而韋伯本人對「工具理性」以及把個人看作內行而又無意識的齒輪的「科層制」的局限性就有所認識。
在當今「科學－技術一體化」、「科學技術－經濟社會一體化」的大科學時代，科學在工業、軍事中的占據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發展科技在各國都已成為國家行為，價值中立的純科學理想的基礎不復存在。「純科學」概念已被相對於應用科學的「基礎科學」所代替。科學研究概念也被包括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開發研究在內的R ＆ D所代替，純科學早已不足以代表科學整體。「科教興國」、「國家利益中的科學技術」等口號明確地表達了國家投資科學的社會目標。從科學自身來看，現代科學已成為一種社會事業，科學家一般都是屬於某個機構或組織的成員或雇員（既然科學研究已經成為一種謀生的職業），科學發展離不開社會的支持（資金及其它社會資源），而這種支持是不可能不期望回報的，雖然不一定是短期的或直接的。「為科學而科學」的清高和超脫已不符合時代的要求。科技工作者必須考慮科學的社會後果以及自己的社會倫理責任。

三、對科學的社會後果的關注是科學家的倫理責任

美國科學社會學家默頓從「為科學而科學」的態度出發把科學家的共同精神氣質和倫理規范歸納為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公有主義（communalism）、無利益性（disinterestedness）、有條理的懷疑主義（organized skepticism）和獨創性（originality）。對這些規范有很多爭議，本文暫不作討論。後來又有人增加了謙虛、理性精神、感情中立、尊重事實、不弄虛作假、尊重他人的知識產權等等。科學家的研究工作本身（比如做實驗）還應遵守人道主義原則（比如紐倫堡法典）以至動物保護和生態保護原則（例如，1978年保護動物權利國際聯盟通過「動物權利世界宣言」，認為所有動物都有出生的自由，也有生活的自由，每一動物都有權受到尊重等。
這些規范保證了科學的自主發展和科學知識生產的正常運行。但如果把科學放到社會的環境中，考慮科學家在社會中身份的多重性，科學家的倫理規范應該增加一條：有責任性（responsibility），即有責任去思考、預測、評估他們所生產的科學知識的可能的社會後果。如美國物理學家薩姆·施韋伯（Sam Schweber）所說：「科學事業現在主要涉及新奇的創造——設計以前從來沒有存在過的物體，創造概念框架去理解能從已知的基礎和本體中突現的復雜性和新奇。明確地說，因為我們創造這些物體和表述，我們必須為它們承擔道德責任。」
如果人們把科學（不管是否直接由科學家）給人類帶來的福祉歸功於科學家的話，那麼科學家對科學導致的其他消極後果是否應該負責？如果說很難要求科學家對應用前景尚不清楚而且不易預測的基本原理的發現的應用後果負責的話，那麼對試圖把科學理論應用於實際（工業、軍事或其它）的科學家（這是當代科學家中的大部分）來說，不管他們的主觀動機意願如何，都應該要求他們對其科學活動的後果作慎重的考慮。「雖然他除了設計自己的實驗之外並不設計任何東西，但他能為企圖作惡或在應用上有明顯危害的副作用的人工製品或工藝程序的設計提供基礎概念。」只要他們的行為是出於自由意志，他們在科學應用的因果鏈中是不可缺少的環節，那麼他們對科學應用的後果就負有一定的倫理責任，當然不是全部的、直接的。韋伯認為在行動的領域里「責任倫理」優先於「信念倫理」，必須顧及自己行為可能的後果。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為大眾的動機和被大眾歡迎的效果是分不開的，必須使二者統一起來。這種統一的基礎是實踐。
20世紀以來，隨著科學在軍事和工業中的應用日益增加，科學技術的負面社會影響越來越明顯。核戰爭、基因工程、與科技發展不無相關的生態危機等將對人類的生存起決定作用，科學家們對科學的社會後果再也不能漠不關心。1945年原子能科學家致美國戰爭委員會的報告就反映了科學家這種責任的思考：「過去，科學家可以不對人們如何利用他們的無私的發現負直接責任。現在，我們感到不得不去採取更主動的態度，因為我們在發展核能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功充滿了危險，它遠比以往所有發明帶來的危險都要大得多。」他們感到有責任「就因原子能釋放而導致的科學的、技術的和社會的問題對公眾進行科學教育」，並且相信，「致力於民眾教育，讓他們廣泛地了解科學空前發展所帶來的危險的潛在可能性，是所有國家的科學家的責任。」
世界各國的科學家還在各種場合就科學家的責任開展了廣泛的討論，其中著名的有1957年以來的普格沃什（pugwash）會議、1975年的阿西洛馬（asilomar）會議等。70年代初，科學家對重組DNA研究的潛在危害的討論使科學家對其責任的范圍有了新的思考，「科學家自身開始對研究者的職責和無限地追求真理的權利提出批評和表示懷疑」。近年來關於克隆技術的倫理問題討論是這種思考的繼續。然而，對科學研究，尤其是那些可能有潛在危險的科學研究是否應該加以限制，人們對此仍有爭論。有人認為號召科學家拒絕研究可能危害社會的項目帶有空想的性質；也有人擔心，對責任的強調是否會造成對科學家不必要的限制。
盡管如此，由於科學家掌握了專業科學知識，他們比其他人能更准確、全面地預見這些科學知識的可能應用前景，他們有責任去預測評估有關科學的正面和負面的影響，對民眾進行科學教育。由於現代的科學家不僅從事自己的專業工作，作為社會精英，他們還經常參與政府和工業的重大決策，享有特殊的聲譽，他們的意見會受到格外的信任。因此他們對非本專業特長的事應謙虛謹慎，在各種利益有矛盾時他們有責任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見，甚至退出某些項目的研究，如果他們的良知這樣決定的話。

四、工程師對什麼負責、對誰負責？

如果說關於科學家（主要是指理論科學家）對科學的社會後果（知識生產的間接後果）應負什麼責任，人們的意見有很大分歧的話，那麼，關於工程師對其工作的社會後果應負責任似乎應該沒有什麼分歧。工程師探索應用知識並把它們付諸實踐。他們的工作與理論研究，尤其是基礎理論研究的後果不同，工程項目的效果是高度清晰的。那麼工程師應該怎樣對工程的後果負責？
工程哲學家塞繆爾·佛洛曼（Samuel Florman）認為工程師的基本職責只是把工程干好；工程師斯蒂芬·安格（stephen Unger）則主張工程師要致力於公共福利義務，並認為工程師有不斷提出爭議甚至拒絕承擔他不贊成的項目的自由。「過去，工程倫理學主要關心是否把工作做好了，而今天是考慮我們是否做了好的工作。」
工程師的責任的本質是什麼？他們是否和醫生和律師一樣要遵守某些職業行規？事實上，與為健康服務的醫學和以公正為目標的法律不同，工程本身除了效率以外沒有什麼明確的、內在的、獨立的理想。早期的工程師是指建造和使用「戰爭機械」的人，直到18世紀末，工程指的主要都是軍事工程，那時的土木工程只是和平時期的軍事工程，相當程度上聽從於國家的指導。不管工程師的技術力量有多強，他都首先要服從，服從命令是他最主要責任。即使後來機械、化學和電子工程等領域不斷發展也沒有改變工程從屬於外界社會機構（政府或商業企業），工程師的服務對象也主要是政治力量或經濟力量，它們遠遠超過單個工程師所行使的任何技術力量。
19世紀末在一些工業發達國家，隨著工程師人數的增加和手中的技術力量的增強，工程師要求獨立自主，相繼成立了各種工程師協會。他們認為工程師是技術改革的主要促進力量，因而是人類進步的主要力量。他們是不受特定利益集團偏見影響的、合邏輯的腦力勞動者，所以也有廣泛的責任以確保技術改革最終造福人類。他們應該遵守可稱之為「技術命令」的東西：「你應該只設計或幫助完成不會危害公眾幸福的工程，應該警告公眾反對任何不滿足這種條件的工程。」比如，美國工程師莫里森（George S. Morison）曾躊躇滿志地宣稱，「我們是掌握物質進步的牧師，我們的工作使其他人可享受開發自然力量源泉的成果，我們擁有用頭腦控制物質的力量。我們是新紀元的牧師，卻又絕不迷信」。另一位工程師則說：「工程師，而不是其他人，將指引人類前進。一項從未召喚人類去面對的責任落在工程師的肩上。19本世紀初到30年代西方國家的專家治國運動就是這種思想背景下引發的。雖然專家治國運動並不成功，但它對全世界的政治產生長遠而深刻的影響。
我們在這里要討論的是，既然工程師要求對技術的成就接受全部榮耀，那麼他們是否也應該承擔工程技術的全部過失呢？實際上，工程師的責任是非常有限的。因為，所有工程技術專家的工作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受經營者或政治家控制，而不是由他們自己支配的。當然工程師對自身工作中由於失職或有意破壞造成的後果應負責任，但對由於無意的疏忽（如產品缺陷）或由於根本沒有認識（如地震預報失誤）而造成的影響分別應負什麼責任？更重要的是，在前一種情況，即大量的工程項目是受經營者或政治家控制的情況下，工程師有否責任，應對誰負責？對工程本身（橋梁、房屋、汽車等）、對僱主、對用戶還是對國家、對整個社會？如果工程本身，公眾利益，僱主利益以至社會或人類的長期利益之間有沖突，工程師應首先維護誰的利益？理想狀況是作為科學共同體的一員，作為社會的一個公民，以及作為科研機構的一個雇員這三者責任的統一，但事實上，它們常常有各種沖突。
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是工程師是否應該成為「告發者」（Whistleblowers）？由於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工作性質使他們常常直接和最早了解公司或其它機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例如產品質量、性能的缺陷，對公眾的安全和健康或環境的影響等。他們有沒有權利，是否應該披露事實的真相。在實際生活中，這些告發者常常被解僱、調動或被視為搗亂者。戲劇家易卜生在《人民公敵》中曾生動地描述了這種現象。現在一些科學技術專業協會常常支持告發者，例如工程師倫理法規要求工程師在履行職業任務時把公眾的安全、健康和幸福放在首位。
然而，這種要求顯然偏離了默頓提出的為保證科學活動自主性的「無利益性」要求。另一方面，告發者的判斷是基於自己的認識，如果沒有得到同行評議的認可，或甚至遭到同行反對時，他的做法是否符合科學規范，他們是否在專業工作上不負責任？這都需要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當然，想從根本上解決政府、企業和公眾之間的利益沖突，除了像M．邦格所設想的力爭技術的民主控制，即公眾參與所有大規模的技術規劃之外還需要有整個社會的變革。即使這樣，工程師和科學家也還是有預測和評估科學技術應用中的正負效應、對公眾進行科學教育的責任。因為沒有公眾科學素質的提高，對科技的民主控制將只是形同虛設。
當代科技革命的新發展賦予科技工作者前所未有的力量，使他們的行為後果常常大到難以預測。計算機信息技術、互聯網、基因工程、核能、新材料等技術在給人類帶來利益的同時還帶來可以預見的和難以預見的危害甚至災難，或者給一些人帶來利益而給另一些人帶來危害。科技工作者的倫理責任成為極需重視的問題。總之，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大科學時代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倫理責任要遠遠超過做好本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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