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的政治风险

⑴ 国际工程的风险有哪些 政治风险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首先肯定是政府风险影响最大了其次就是法律，了解执政者的任期（考虑到政策连续性）以及大政方针！国家是否安定等。了解承包对象的国情以及法律，政治状况！

⑵ 项目管理应防范的“五大风险”指哪些

项目管理的风险类型有项目风险（进度、成本、质量、范围、人员、资源等风险）、技术风险（潜在的设计、实现、接口、测试和维护方面的问题）、商业风险（指威胁到产品的生存能力）。
其中商业风险又可以分五大风险：市场风险、策略风险（不再是公司的战略产品）、销售风险、管理风险（由于领导变动失去上级管理管理部门的支持）、预算风险（没有得到预算或人员的保证）。

⑶ 国际政治风险的应对

，全球监管机构对违规案件的监管日益严格，许多声誉卓著的全球性组织在不同市场上缴纳了数目惊人的大额罚单，这种高昂的潜在违规经济成本加上对机构长期性的声誉损害，构成了企业的违规成本。具体的量刑标准，以《美国反海外腐败法》 （2012）（以下简称FCPA）为例，如表1所示。违规企业最高将被处以两千五百万美元的罚款以及相关责任人判处20年监禁。但是根据截至2019年因违反FCPA被美国司法部（以下简称DOJ）处以罚款金额前十的企业如表2所示，最高的罚款金额达到了17.8亿美元远远超过两千五百万美元的最高判法标准。其原因在于监管机构在处以罚款时会在基本罚款外的基础上乘以一个名为“犯罪点数”的系数。而“犯罪点数”的大小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企业违规的规模、企业高层对违规的参与和容忍程度以及企业已发生的违规行为和是否有阻碍调查的行为都影响着“犯罪点数”。当然如果企业有相关合规计划作为免责依据，或是自愿披露违规行为与监管机构的调查采取合作态度，主动承担违规责任，则有机会降低“犯罪点数” （Financial Conct Authority，2013）。综上所述，数目庞大的经济处罚加上政府制裁和企业形象受损，当代企业的违规成本变得十分高昂，但是换句话说合规的收益也同样十分巨大。

1.2 合规的成本

当然企业，企业进行合规管理自然也会产生合规成本，黄胜忠和江艳 （2019）将企业合规归纳为以下几点：

（1）人力成本，如聘用专业人士的工资、福利。

（2）管理成本，如维持合规体系正常运转的日常费用。

（3）监管机构的罚金。

（4）采取补救措施的费用。

此外，依据其绘制的合规收益成本曲线图（图1），黄胜忠、江燕认为在达到合规成本收益的最佳均衡点N点之前，企业有充足的动机推进自身合规建设。

2 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框架的现有研究

Moeller （2011）认为合规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持续连贯具有前后一致性的过程，而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次性项目，所以必须形成组织性的合规架构范围如表3所示。

但是，合规一致性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法规的原始形式本质上非常抽象。同一组织的不同部门或所涉及的不同组织往往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实施法规的语义的原因。这会减慢合规性管理措施的实施速度，并使它们无法达成一致而因此效率低下。所以必须实现数据和法规定义的语义一致性（Kharbili et al，2008）。要达到这一点Kharbili认为业务流程合规性管理框架架构应该如图2所示具备以下要素：

（1）法规需要形式化处理。必须有机制能够将法规规范化为语义上的政策。

（2）必须将这些语义上的政策建模到业务流程中。在语义业务流程管理的情况下，使用语义政策为本体论扩展用于对业务流程建模的本体。

（3）规则是执行政策的直观方式。必须将政策转换为业务规则集。然后可以将这些业务规则集成到业务流程建模框架中，并由适当的推理引擎进行解释。

（4）在不同的级别上，业务流程以适合于业务流程执行的语言表示。在此级别上，有必要将业务规则在语义上集成进一步转换为可执行业务流程模型的操作规则。

（5）必须在推理引擎的基础上实现合规性检查引擎。

（6）需要监控组件以控制策略的一致性，业务流程的检查和强制执行操作也同样

⑷ 涉外工程如何减轻和降低政治风险

常见的政治风险
所谓政治风险，一般指因政治因素的不确定性而对经营环境中的企业造成的影响。这种不确定性可能是正面影响，也可能是负面影响，人们在谈及政治风险时通常限定为后者。由于政治风险难以识别，影响力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何干预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企业的价值，所以是所有风险中最具威胁性的。按照传统理论，将跨国经营的政治风险分为战乱风险、财产征用没收风险、外汇管制风险以及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一些限制性经济政策，如外汇管制、进口限制、产品出口要求等。但随着冷战过后，国际政局的动荡和变化，政治风险的表现形式有了新的发展。当今，从对外投资角度看，政治风险有如下这些常见形式：
政策变动风险。
即因东道国政策变更而给外国投资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这种变更可能是东道国政权的更迭、社会经济形势出现了新情况而打破了政策的连续性，一般并不有意针对投资企业；但更多的是东道国认为外国投资企业存在明显或潜在的不利于本国的动态，从而在政策上有意作出调整。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所遭遇的政治风险主要属于这一类。比如，吉利公司2005年计划在马来西亚制造、组装和出口吉利汽车，当生产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并准备年底正式开工时，马来西亚政府出于保护本国汽车产业的目的，突然宣布新进入的汽车品牌在该国生产的汽车不能在该国销售，必须100%出口。这一政策变动使吉利公司蒙受巨大损失。
歧视性干预风险。
即因东道国非正常地使用本国政策、法律而给外国投资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由于“中国威胁论”、“经济民族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差异”等原因，对中国企业来说，这类政治风险出现的频率也很高。比如，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本是一次正常的商业活动，却被某些美国政客和媒体炒作成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政治行为，最后由国会出面，在收购行动中设置种种障碍，迫使中海油放弃收购计划。
恐怖袭击风险。
即因恐怖分子在东道国的活动而给外国投资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是非传的统安全威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恐怖主义在全球盛行成风，其实这是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恐怖活动不仅破坏和平的企业生存环境，而且直接危险到我国对外投资企业人员和机构安全，虽然出现的几率不如前两种政治风险，但一旦发生，危害极大。如2004年就发生了在阿富汗的11名中国工人于睡梦中遭袭击身亡、在巴基斯坦的中国工程师遭绑架和杀害等恐怖袭击事件。
国有化风险。
即因东道国采取强制回购、征用甚至没收等手段使外国投资企业资产本国化而给外国投资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二战之后，曾经出现过民族独立国家对本土外国企业实施国有化的浪潮。随着上世纪80年代全球化的兴起，国有化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在资源日益紧张、要素价格攀升的当今，国有化又以间接、渐进式的新形态而呈回归之势。如2006年4月，厄瓜多尔议会就通过了一项石油改革法案，规定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所有外国公司必须将利润的50%交给厄瓜多尔政府，政府根据修改后的《石油法》同外国公司重新进行石油合同的谈判。这几年，我国在委内瑞拉、秘鲁、厄瓜多尔、巴西、古巴等拉美国家进行能源项目投资时，遭遇这类“温和”国有化风险的情况非常多。
战争动乱风险。
即因东道国境内发生战争与动乱而给外国投资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当今世界整体是和平稳定的，但局部地区的国家关系恶化、政权争夺、民族纠纷、宗教矛盾等因素引发战争与动乱也是此起彼伏。这对跨国投资的中国企业是很大的潜在危险。比如，苏丹是我国最大的国外石油投资所在地，也是我国的友好合作国家。但是自1956年苏丹独立以来，除了从1972至1982年这十年之外，苏丹的内战到今天都没停过，投资安全系数极低。这对已在该国投下巨资的中石油来说，一直为所投项目忧心忡忡，不敢过多增加投资。
在理论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所遭遇的这五类主要政治风险(此外还有资金移动控制、拒付债务、制裁与禁运等风险)可以分类区分，但现实中却并非泾渭分明，常常是几种风险复杂交集在一起出现。形成政治风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宏观环境因素，也有东道国国情的影响，还有我国政府和“走出去”企业自身的不足之处。基于国际、东道国因素的不可控性，笔者认为，从自身作出调整，是解决风险问题的基本思路。
政治风险规避之道
政府方面：
第一，加强宣传工作力度。很多跨国投资的中国企业，风险意识淡薄，风险管理能力也不足，尤其是遇到国家风险时，往往措手不及。因而，政府应通过各种媒介、采用多种方式对跨国投资政治风险的相关情况进行报道、宣讲，使企业明白政治风险的特点、形式、必然性和可控性，增强企业防范政治风险的意识和信心。
第二，搭建信息服务平台。政府应借助我国驻外机构、境外企业、银行和中信保等各界的力量，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民族宗教矛盾等政治信息进行收集、整理、评估、发布。通过搭建政治风险信息网络服务平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及时、准确、专业、权威的政治信息。目前，商务部的国别障碍报告系统、投资促进局的《国别投资指南》和中国信保公司的《国别风险报告》的风险防范功能已经启动，但作用的发挥还远远不够。
第三，完善风险保障机制。目前以保险手段支持企业跨国投资的制度在我国正在逐步形成，但起步晚，支持力度不大。今后，政府要在中国信保公司的基础上，允许、鼓励其他保险企业参与到对外投资的保险业务中来；尽快开发国外投资保险的新品种，不管商业的还是政策性的；对政治风险在全球内进行分保和再保险，进一步分散风险；设立国家海外投资风险基金，使跨国投资的我国企业整体抗风险能力增强。
第四，提供经济外交支撑。我国的外交资源在支持企业“走出去”方面还做得不够，外交部、驻外使领馆和人员对东道国情况熟悉、在东道国有影响力的独特优势还没有发挥好。法国这方面做得不错。例如，它的外交部将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服务作为其重要的职能，外交部设有专门的企业处为海外经营定期提供全球区域市场的投资风险和战略性咨询参考报告。我国今后要加大大使馆、加大外交部、商务部等主要涉外工作部门的经济外交力度，充分发挥磋商机制作用，推动投资保护、司法协助、领事保护、社会保险等政府间双边、多边协定的签订，营造良好的对外投资保护环境。
第五，培育国外投资园区。单个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很难独自成功地规避跨国投资的政治风险。但如果在政府的组织、引导下，成立境外投资园区，将本国海外企业集中起来发展，就能形成合力，就能有效地防范风险。例如，我国2007年在巴基斯坦和赞比亚建立的两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现在正非常好地发挥着承载跨国投资的功能。这是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的新举措，今后应该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第六，加强监督与管理。随着我国跨国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要尽快研究制定境外企业监管条例，依法加强对跨国投资企业实施监督与管理。不仅国有企业，民营和其他性质的的企业都要纳入监管范围。加强监管既是履行政府职责的需要，也是通过控制、指导、提醒，使企业免遭政治风险的需要。2004年中国航油集团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违规私自炒期油，造成公司亏损5亿多美元。这是监管缺位的典型事例，我们要引以为戒。
企业方面：
第一，树立“双赢”、“多赢”的理念。跨国投资的中国企业要形成既自身得到发展，也促进东道国就业、技术进步、财政增收的利益共享理念。单边发展的思路只会引发东道国政府与民众的不满，最终酿成政治风险。比如，针对拉美国家的国有化风险，如果我们从“双赢”、“多赢”的理念出发，给自己找到准确的定位，通过与他们合作，就能在让利和共享中得到石油资源。
第二，做好投资前的铺垫。在政府信息的基础上，通过专业收购调查公司考察、分析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评估投资的政治风险，重点分析那些难以预测并可能使经营环境突然改变的各种主要政治力量；进行广泛宣传，使东道国了解本企业，尤其是国企要让别人明白自身的市场化程度和所在行业的开放度；在投资国承担一定的公益事业；与东道国政府和民众多交流接触；等等。
第三，掌握跨国投资的策略。防范跨国投资的政治风险，还是有很多策略可供借鉴。如采用雇佣当地员工、从东道国银行融资、与本土企业合资、保留原公司的老名字等本土化策略，使中国公司成为东道国经济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减弱当地人的抵触情绪；如采用先投资外国私募基金，然后由这些外国基金公司去实施“绿地投资”或兼并的“以迂为直”的方式；等等。方式、策略的不同，往往效果有天壤之别。如2009年以来，中海油与中石化合资收购安哥拉油田区块20%权益、中石油—BP联合财团拔得伊拉克油田竞标头筹、中石油与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公司联合收购曼格什套油气公司，等等。为什么能成功？为什么与中铝事件、优尼科事件是两重天？主要是因为通过国有企业之间、国有与民营企业间、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间的联合，增强了商业气息，弱化了国家意识，有效地消减了政治风险。
第四，遵守东道国的法律和社会规范，积极融入当地社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要了解、学习、遵守东道国的法律和社会规范，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参与社区活动，广交各界朋友，从而融入东道国社会主流之中，淡化中国“印记”，由中国公司逐步本土化为地地道道的东道国公司。如此，遭受政治风险的可能性也可大大降低。(作者单位：中 共湘 潭 市 委 党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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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国际工程主要风险因素是什么

国际工程的风险实在是太多了，在国内根本不算什么的事，到了国外都可能变成很大的风险。比如有些国际环保要求高，据说你挖着沟遇到青蛙，那就要手捧着 送到 不碍事的地方去。
国际工程的风险基本都是源于对国外情况的不了解。
风险大致有几个方面：当地的经济情况（材料价格、雇工价格、设备价格、是否要求当地人比例、环保要求、安全要求）、当地政治情况（战争、总统选举、腐败程度等）、国际材料设备价格变化、自己公司的能力等。

⑹ 国际工程风险管理有哪五种措施

国际工程风险有哪五种措施？这个有？风险评估，安全培训。设备安全管理。

⑺ 项目管理有哪些主要风险及如何控制

对于工程保险技术机构而言，风险管理技术包括勘察设计保险技术、招投标保险技术、施工履约保险技术、工程质量保险技术以及工程安全保险技术，在此基础上方能建立起事前预防、事中控制、风险预警、事后鉴定评估机制。

作为风险管理的国际惯例，工程保险的广泛运用是风险管理制度得以实施的重要保证。工程保险技术机构作为其中关键的技术力量，也能辅助浮动费率机制的运转：针对投保企业和项目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给出建议承保费率，对于风险较大的投保企业还能予以拒保。

用行政方法管理建筑，是有效地控制建设工程风险一种方法；与此同时也要运用经济杠杆以制约、影响和引导风险管理目标的实现；另外，技术力量也是风险管理效率保证的前提。在行政、经济、技术三个手段的共同作用下，建设工程全方位风险管理才卓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