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欧米茄普格

㈠ 科学技术 重大工程 工程师 三个概念与哪些工程伦理学的知识有紧密联系

是否有特殊的伦理责任？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科学的进步，在本质上，为全人类。科学是探索真理和科学知识的真理在本质上是有利于社会的代名词，或者至少是中性的活动。因此，科学家的责任，做好自己的工作。更多的科学研究成果，科学家们对社会的更大的贡献。有些人使用危害社会，危害他人，有什么做的科学家。还有人认为，科学知识对社会有潜在的危险，因此科学家有道义上的责任，以避免科学知识对社会的危害。

现代社会，责任的含义
责任（责任），社会角色与责任（义务），责任（义务），法律应负责（负债）一个略微不同的含义。道德责任是一个较新的术语，它的根是在拉丁语中的“respondere”的意思是“承诺一件事到另一件事”或“答案”。这是在西方传统宗教伦理的接受或拒绝神的呼召。意思是“谁不负责人介绍，作为上帝打电话......至于我们回答我们的行为在我们的启示是免费的......好永远的责任在于神。”英文摘要最早（1776年）是用来描述统治者的自我正确“的公共责任，他行使的权力众所周知的名词”责任“的每一个动作的名词，期间只出现在法语，西班牙语，德国。中国，最常见的社会角色与特定的工作或机构的责任意义上的责任，应该怎样做或不应该做一个很好的开始应该做的是什么工作，因为从一开始，应因疏忽承担责任。
责任一词时最常用的伦理和法律等方面的影响是人们应对他们的行为负责，可以解释这种行为应该能够回答，如果你说，法律常常讨论未来的行为负责，伦理责任是正向的前瞻性。的因果关系，义务和责任的能力和作用的法律制度，但是，传统的道德体系，公民的要求只是做好自己的本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的约定俗成的规矩。责任的概念，并没有起到显着的作用。（这样？至今在国内，许多网络全书，包括仍然无法找到翻译“责任”的哲学网络全书）
强调功利强调个性和民主的现代社会中，人们不仅在社会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演员。现代行为选择的自由，但自由是自由的人认识到，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责任。因为原来的种姓制度被冲走后，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个人奋斗，会导致社会混乱，所以人们必须要学会考虑他人，平等的地位负责，因此，越来越多的现代思想“责任“。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区分了”责任伦理“和”道德的信仰。 “信仰在道德的信徒只需要”挂信仰之火，不要让它熄灭的目标看他的行为毫无意义的说话可能产生的后果。道德行为的责任，你必须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他强调，道德优先行动领域的责任。
一些责任的道德理论强调的演员，那就是责任的行动的行动者（如康德自治 - 自我责任 - 因为他的道德哲学基础）的基础上，一些社会角色和社会专业演员的道德为基础;强调自我与他人的对抗，自我存在和其他人，是世界上活动的关系。总之，行为者和行为后果之间的关系是核心的责任。
从哲学的角度，从某种意义上讲责任和因果关系的联系。最普遍的责任，首要条件是因果的力量，我们的行动将会影响世界;其次，这些行为都是受控制的演员;第三，在一定程度上，他可以预见的后果。 “不过，单向线性因果关系通常是一到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但复杂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可能产生的各种结果，结果也可能会引起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一些人理解，但有些不太理解。因此，责任的讨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责任是一个函数的知识和力量，在任何社会中，有总有一些人，如医生，律师，科学家，工程师或统治者，因为他们已经掌握的知识或特殊的权力，他们的行为可能会造成他人，对社会，对自然世界带来了较大的影响，所以他们应该比别人举行更多的道德责任，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行规（如希波克拉底誓言）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人们习惯仍然是相当有限的知识和力量，这么多的后果往往被压的命运，永恒的自然规律，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做的好东西。随着科技的发展，知识的增长，能力的提升也改变了人的行为的性质。个人行为的后果是更复杂的，更严重，更持久和难以预料的。现代科技已经推出如此大规模的行动，目的和结果的技术力量，使的责任，成为新的道德原则必须遵循，特别是义务未来。哲学家约纳斯在他的“指挥责任”一书，“'命令'是不破坏自然，在按照使用它的方式给人们的东西。
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西方公民理论也比较重视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公民，在最近数十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强调“责任”。 “责任”中扮演一个更巨大的比以往任何时候，已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规范的概念，最常见的规范性概念。的卡尔·米切姆话，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责任在西方艺术，政治，经济，商业，宗教，伦理，科学和技术的伦理问题的讨论已成为一块试金石。在今天的时代大科学，科学和技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科学家，工程师，不仅是一个大数字的和是参与重大决策的制定和管理的社会和伦理责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已成为一个主题不能被忽略。

二，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吗？

“责任”是一个现代的话题，但科学家们的责任似乎应被视为一个例外。将近三百年，许多人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科学知识（纯科学）不体现价值？人类的动机或科学活动，专为目的的科学本身不参与的价值不直接对社会的影响的个人;科学理论，科学家们取得的成就的社会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中性理论”最具代表性和广泛的影响，在科学界是逻辑实证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只有那些声明的经验，摆脱了主观和价值因素，通过数学公式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组成的，有用的知识是科学性，准确性的概念和稳定的系统。因此，所有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因素被排除在科学。科学被视为客观的知识是建立在事实和逻辑的基础，这是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有没有善或恶，是价值中立的。
还认为，不仅是科学知识本身的价值中立的科学活动的动机，科学的唯一目的，不参与个人的价值。例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作为科学的工具理性和开始认为，科学的目的是引导合理的人的行动，使科研机构的官僚作风工具（官僚，一个有效合理的组织形式）的需要，选择一个有效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标，通过合理的计算，服从合理控制外部世界的，因此，他主张科学家的态度，他们的职业生涯应该是“科学和科学的”，他们“只能做知识诚实的建立事实，逻辑判断和数学关系。他甚至断言：“一个科学家，他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时，是充分了解的事实时结束。
“中性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形式和目的，包括了解的原因，也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它反映了科学发展的一定阶段，专业分工是太小了，高度的专业化，专注于当地，忽略了整体的限制（独立的科学活动和科学的社会后果），反映科学作为一个理性的人类的其他活动也反映了自然世界的（如艺术，宗教等）的区别（科学依据经验事实和逻辑确实有其客观性侧的经验事实不可避免地渗透值），了解基本的图片（现代机械世界观完全分离，从物质世界中的精神世界，第二自然联系的价值的根本原因，是不是上帝或自然，但工业和功利作为科学对象本身的价值）的性质，反映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自主开发的要求（以确保科学活动，科学系统的正常运行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正是因为这一点，称为“中性理论”是一个面具，盾牌，甚至一把剑。例如，在17世纪，羽翼未丰的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家，以确保保皇党保持价值中立，不插手神学，形而上学，政治和道德??问题，不接受检查的自由表达权的文章和通讯，以换取。在20世纪，在科学日益强大，甚至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性论”，而不是“政治科学”，“科学伦理”（李森科，纳粹毁灭犹太科学家）武器。
“的科学价值中立”的，在一定意义上，似乎是一个特定的范围内成立迄今仍然是在学术界很有影响力的，经常被用来作为挡箭牌，拒绝考虑科学家的伦理责任。如果历史参观点的理解，从一个整体的科学，其发展的社会背景，科学对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那么我们只能是一个神话或一个理想的“中性论”。逻辑实证主义“价值中立”的批判，科学和哲学的历史主义和其他学校。韦伯不自觉的工具理性和个人的知识和齿轮“官僚”的限制，需要注意的。
在今天的“科学 - 技术的融合”，“科学技术 - 经济和社会融合”的大科学时代，科学，工业，军事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在所有国家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已成为国家行为，价值中立的纯科学的理想的基础不再存在。 “纯科学”的概念已经应用科学，而不是相对于“基础科学”。被替换为纯科学的科学概念，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包括R＆D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一个整体不足以代表科学。 “通过科学和教育兴国”的口号，在科学和技术的“国家利益”，明确表示国家科技投入的社会目标。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现代科学已成为一种社会事业，科学家们一般都属于某个机构或组织（因为科学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谋生的职业生涯）的成员或雇员，科学就不能发展没有预期回报，虽然不一定是短期或直接的支持，社区（资本和社会资源），而这个支持是不可能的。 “崇高科学和科学分离”，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技术工人必须考虑科学的社会后果以及自己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

关注科学的社会后果是背离了“科学和科学家的科学态度的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共同的精神气质和道德规范概括为普遍性（普遍性），共产主义（社群主义），利益（无私），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有组织的怀疑论）和独创性（原创）。很多争议，本文离开了这些规范的公开讨论，然后增加了温和，理性精神，中性的感受，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尊重事实，不弄虚作假，等等。科学家们的研究工作（实验）应符合人道主义原则（??如纽伦堡法典），以及动物保护和生态保护的原则（例如，1978年联合国动物世界的动物权利保护的权利宣言“，并且联盟所有的动物都是诞生的自由，生活的自由，每种动物都有被尊重的权利。
这些规范，以确保正常运作的自主发展科学和科学知识的生产和科学的社会环境考虑的多重社会身份的科学家，科学家的伦理规范，应补充道：问责制（责任），有责任去思考，预测，评估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的科学知识，如物理科学家山姆，施委播的（三Schweber）美国研究所生产的说：“科学的企业主要涉及的小说创造 - 从来没有存在过设计的对象来创建一个概念性的框架来理解新出现的从已知和本体的复杂性和新颖性的基础上，明确表示，我们必须承担的道义责任，因为我们创建这些对象和陈述。“
>科学（无论是否直接由科学家）对人类福祉的科学家，科学家们的科学导致其他不良后果是否应该负责？如果不清楚应用前景难以向问，科学家们发现，该应用程序的基本原则并很难预测的后果，试图运用科学理论到实践（工业，军事，或其他）的科学家（这是大多数当代的科学家），无论其主观动机，应该要求他们作出慎重考虑的后果科学活动。“，而他的设计不会超出自己的实验设计什么，但他的副作用人工的产品或技术方案的设计提供了基础的概念的应用上，可以尝试做邪恶的或明显的伤害。 “只要他们的行为是免费的，他们是科学应用的因果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承担的道德责任的后果的科学应用，当然，并非所有的直接行动”道德领域的韦伯在责任“的优先级高于”道德“的信念，必须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为的动机的公共和流行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必须团结。种统一的基础的做法，因为
20世纪，日益增加的科学应用在军事和工业领域，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的科技越来越明显。核战争，基因工程和技术发展的生态危机将有一个从人类生存的决定性作用，科学家们不再是冷漠的社会后果的原子科学家在1945年的科学的思想反映科学家的责任所造成的对美国的战争委员会的报告：“在过去，人们如何使用他们的无私的发现，科学家们可能是错的现在直接负责，我们感到有必要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因为在发展核能研究的成功是充满危险的危险，比以前所有的发明是更大的。 “他们觉得责任”的原子能事业的科学，技术和社会问题的公众科学教育“发布，我相信，”致力于公众教育，使它们被广泛地理解科学前所未有的发展潜力的风险所有科学家的责任。“
世界上的科学家的责任，科学家们在各种场合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中包括著名的自1957年以来普格VAS（帕格沃什）会议，1975阿西洛马（阿西洛马），会议在20世纪70年代初，科学家们讨论重组DNA研究的潜在危险，让科学家们自己的责任范围有新的方式思考，“科学家的研究人员和不受限制的权力，责任，追求真理的批评和怀疑的讨论有关的伦理问题克隆技术在最近几年，这个思路继续，但是，科学研究，特别是那些谁可能是有潜在危险的科研应仅限于人，这仍然是有争议的。被称为科学家拒绝考虑可能危及项目的乌托邦性质有人担心，强调事业的责任科学家不必要的限制。
然而，科学家已经掌握了专业的科学知识，他们可以更准确地比其他人预见到可能的应用前景的科学知识，他们有责任来预测积极评价相关的科学和公众科普教育的负面影响。因为现代科学家不仅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作为社会的精英，他们还经常参与政府和行业的重大决策，享有特殊的声誉，他们的意见将是额外的信任，因此非专业知识的问题，应该谦虚，谨慎，他们有责任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各方面的利益矛盾，甚至退出某些物品，如果自己的良心，决定
四名工程师负责什么，是谁的责任？

如果科学家们主要是理论科学家的责任是什么社会后果的科学知识生产（间接影响）的人的意见很大分歧的社会后果的工程师的工作职责似乎是小的分歧。工程师们探索知识的应用，并把它们付诸实践。他们的工作和理论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影响，所带来的后果项目是一个高度清晰。工程师应如何负责该项目的后果呢？
工程哲学家塞缪尔·佛罗人（塞缪尔Florman）的工程师的基本职责只是做了一个良好的工程;工程师斯蒂芬·安格（斯蒂芬·昂格尔）致力于公共福利义务的主张工程师，工程师继续甚至拒绝假设，他并不赞成自由。“在过去的争议，工程伦理主要涉及是否把工作做好考虑是否做好。“
工程师的责任是本质究竟是什么？是否他们也像医生和律师遵守某些职业的行规？事实上，作为医学和健康服务除了在一个公平的目标不同的法律效率，项目本身不明确的，固有的，独立的理想。早期的工程师，是指“战争机器”的建设和使用，直到18世纪的结束，工程，是指军事工程，土木工程和平时期的军事工程在相当程度上服从国家的指导。不管如何，技术力量雄厚的工程师，他首先必须服从，服从命令，他的主要责任，即使机械，化学和电气工程等领域继续发展，并没有改变作品属于外部的社会机构（政府或商业企业），工程师服务主要政治力量或经济力量，他们远远超过了一个单一的工程师行使任何的技术力量。
随着越来越多的实力的增加，的工程师和技术在19世纪的一些工业国家手中的数量，工程师需要一个独立的，并建立了各种工程师，他们认为工程师技术改革的主要推动者，这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力量。他们不是受特定的利益集团的偏见，心理逻辑，也有广泛的责任，以确保技术的改革，最终造福于人类。他们应该遵守的东西可以被称为的“命令”：“你应该只设计或帮助完成该项目不构成威胁市民的福祉，应该提醒市民，对任何不符合条件的工程。“举个例子，美国工程师马礼逊（乔治·S·莫里森）曾自豪地并自信地宣称，“我们已经掌握的物质进步的牧师，我们的工作，让其他人可以享受发展的成果，自然的力量源泉，我们的精神控制物质的力量。牧师一个新的时代，但绝不迷信的另一位工程师说：“工程师，而不是他人的，将引导人类前进一个从来没有召唤人类面临的责任落在工程师19世纪初的肩膀上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技术官僚运动这种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提出的。技术官僚的运动是不会成功的，但世界政治的，它会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我们在这里讨论，因为工程师需要的技术成果，接受所有的荣耀，他们也应该承担所有的工程故障呢？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所有的工程和技术专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运营商或政治家庭控制，自己的课程，而不是由负责的工程师，工程师应负责后果由于失职的??责任或故意破坏自己的工作，但由于无意的疏忽（如产品缺陷）或不理解（如地震预测误差）的影响的责任是什么？重要的是，在前者的情况下，大量的项目控制的经营者或政治家，工程师有责任处理谁负责？工程（桥梁，房屋，汽车等），雇主的用户或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状态？如果项目本身，公众的利益，用人单位的利益，以及社会和人类的长远利益的冲突，工程师们首次保养的利益呢？科学界的一个理想的情况下，这三者的统一，作为责任的公民社会，以及研究机构的雇员，但事实上，他们往往有各种各样的冲突。
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工程师，应该成为“告密者”（告密者）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的性质，所以，他们经常直接和最早了解一些公司或其他机构，如产品质量，性能，缺陷，公众安全和健康或环境中存在的问题，的影响。他们没有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应披露是否真实，这些告密者往往被解雇，调动或者被视为麻烦制造者。戏剧家易卜生的“人民公敌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现象。现在的一些科学和技术专业协会的支持告密者，如工程师和道德法规要求工程师进行职业安全，健康和福祉的公共任务摆在首位。
但是这个规定显然是偏离默顿提出要求自治，以确保在科学活动“无私”另一方面，线人的判断是基于自己的理解，如果你也没有得到承认的同行的审查，或即使到已被同行反对他的做法是符合科学规范，无论他们是负责的专业工作，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然，从根本上解决了政府，企业和公众也需要之间的利益冲突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转型，像奉设想的M.争取民主管理，公众参与的所有大规模的技术规划，即便如此，工程师和科学家们仍然预测和评估的科学和技术应用中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科学教育的公共责任。因为没有公开，民主管理，科学和技术科学和完善的质量将形同虚设。
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发展，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力量科学和技术工人，他们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往往难以预料的计算机信息技术，互联网，基因工程，核能，新材料技术也带来了好处给人类，而在可预见的和不可预见的伤害，甚至灾难，或一些好处害人害己。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责任，变短迫切需要的关注，远远超过在高度发达的科学和技术的大科学时代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做好自己的工作。

㈡ 魔兽世界诺莫瑞根工程师欧米茄普格怎么打

是组队吗？首先:让T去拉他到门口，所有人站到门口外边！奶休息给T加血！这时候你会看到大BOOS会扔炸弹！一颗就是200W血！不过炸弹之外里面爆炸！会把他自己炸死！主要就是别让T死了！否则没有人拉BOOS！

㈢ 魔兽世界工程师欧米加普格怎么打

无祐传奇 有炫丽时装翅膀、个性称号
霸气坐骑！狂拽酷炫叼渣天！

㈣ wow 莫洛瑞根影藏boss怎么打

魔兽世界诺莫瑞根的隐藏boss——工程师欧米茄普格，堪称团灭发动机。

BOSS位置：铁炉堡那张地图上面，最左边，诺莫瑞根副本里面。

如何激活BOSS：诺莫瑞根副本最后一个BOSS打掉之后，在进本左手边第一根柱子的背后，有个小小的红色按钮，按下去，BOSS就出来啦

方法与步骤：

一、击杀最后boss后点击柱子后面很小的一个按钮，召唤它出来！

诺莫瑞根，适合等级24-33（完成所有任务，应在30以后），适合阵营：联盟&部落。

诺莫瑞根对联盟玩家意义重大，这里是血色修道院以前最有价值的副本，经验和物品掉落，都非常可观。

是联盟玩家非打不可的一个副本。至于部落方，由于只有两个相关任务，虽然可以传送，不过来这里的人也不会很多。

㈤ 谈谈你对工程师的社会和历史责任与义务的理解。

科学家和工程师作为社会的成员，除了做个好公民以外有没有特殊的伦理责任？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进步的、有益于全人类的。科学是探索真理的活动，而科学知识作为真理的代名词在本质上是有利于社会的，或者至少是中性的。因此，科学家的责任就是做好本职工作。科学研究的成果越多，科学家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至于有人利用这些成果危害社会、危害他人，那与科学家无关。另一些人则相信，科学知识可能给社会带来潜在的危险，因此，科学家在道义上有责任去避免科学知识被用以危害社会。

一、现代社会中责任的含义

责任（responsibility）与和社会角色联系在一起的义务（ty）、责任（obligation）、法律上的应负责任（liability）含义稍有不同。责任在伦理学中是较为新近出现的用语，其词根是拉丁文的“respondere”，意味着“允诺一件事作为对另一件事的回应”或“回答”。它在西方宗教伦理传统中用于接受或拒绝上帝的召唤。“人行善就是指他充当应上帝召唤而负责任的人……就我们回答上帝对我们的启示而言，我们的行为是自由的……因此人的善总是在于责任。”英语中作为抽象名词的“责任”已知最早（1776）被用来描述统治者的一种自我权利，即“对他行使权力的每一行动的公众责任”。法语、西班牙语、德语中相应的名词也在那个时期才出现。在汉语中，责任最通常的含义是指与某个特定的职位（社会角色）或机构相联系的职责，指分内应做的事或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而应当承担的过失。
责任一词最常用于伦理和法律时的含义是人们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行为应该是可以答复的、可以解释说明的。如果说法律往往讨论行为发生以后的责任，那么伦理责任则有前瞻性。在法律体系中，角色、因果关系、义务和能力都和责任相关。但是在传统的道德体系中，对公民的要求只是尽自己的本分，遵守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相应的约定俗成的规则。责任概念并没有起显著的作用。（至今在国内的许多网络全书，包括哲学大网络全书中也查不到“责任”的词条）
在重视功利、强调个性和民主的现代社会，人不仅是社会中的一个角色，而且更重要的是行为者。现代人的行为选择是自由的，但自由是指认识到对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责任的人的自由。因为原来的社会等级制度被冲垮以后，每个人追求自我利益、进行个人奋斗，会导致社会的混乱，所以人们必须学会考虑他人，以同等地位的水平来负责任。因此，现代人对“责任”的思考越来越多。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区分了“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信念伦理”的信徒需要的仅仅是“去盯住信念之火，不要让它熄灭，他的行动目标从可能的后果看毫无理性可言”。责任伦理的行为则必须顾及自己行为可能的后果。他强调在行动的领域里责任伦理优先。
关于责任的道德理论有的强调行为者，即把责任的基础放在行动着的行为者（例如康德把自治——自我的责任——作为他的伦理哲学基础）；有的把对行为者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职业作为伦理的基础；还有的强调自我和他人的对抗，自我存在于和他人、世界的活动关系之中。总之，作为行为者的人和行为后果之间的关系是责任的核心。
从哲学上讲，责任观念和因果性联系在一起。“责任的最一般、最首要的条件是因果力，即我们的行为都会对世界造成影响；其次，这些行为都受行为者的控制；第三，在一定程度上他能预见后果。”然而，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往往不是一一对应的单向线形链，而是错综复杂的。原因有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之分，一个原因可能产生多种结果；一种结果也可能由多种原因共同造成，其中有些被人们了解，有些却不甚被了解。因此，讨论责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责任是知识和力量的函数，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总有一部分人，例如医生、律师、科学家、工程师或统治者，由于他们掌握了知识或特殊的权力，他们的行为会对他人、对社会、对自然界带来比其他人更大的影响，因此他们应负更多的伦理责任，需要有特殊的行规（诸如希波克拉底誓言）来约束其行为。
但从前人们的知识和力量还相当有限，以致常常把许多后果都推给了命运和永恒的自然规律，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做好现在不得不做的事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的增长，人的能力增加了，人的行为本性也发生了变化。个人的行为的后果越来越复杂、越严重、越持久而且不易预测。现代技术已经引入有如此巨大规模的行动、目的和结果，技术的力量使责任成为伦理学中必须遵循的新原则，特别是对未来的责任。哲学家汉斯·乔纳斯在他的《责任命令》一书中提出，“人的‘第一命令’是不去毁灭大自然按照人使用它的方法所给予人的东西”。
如果说在相当长时期内西方关于公民的理论还更多强调公民的个人权利和利益的话，那么近几十年来，人们越来越强调的是“责任”。“责任”正在起着比以往巨大得多的作用，已成为当前社会中的主导性规范概念和最普遍的规范概念。用卡尔·米切姆的话来说，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责任在西方对艺术、政治、经济、商业、宗教、伦理、科学和技术的道德问题的讨论中已成为试金石。在当今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渗透在社会的所有领域，科学家、工程师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参与社会重大的决策和管理，因此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

二、科学是价值中性的吗？

虽然“责任”是一个现代话题，但科学家的责任似乎被看作例外。近二三百年来，许多人相信科学是价值中性的：科学知识（纯科学）不反映人类的价值观；或者科学活动的动机、目的仅仅在于科学自身，不参与个人的价值；或者科学理论不直接对社会产生影响，科学家不对其成果的社会后果负责。
“中性论”中最具代表性而且在科学界影响甚广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只有那些由经验的语句组成、摆脱了主观和价值因素的、能借助于数学公式和进行严格逻辑推理的具有精确性概念和稳定体系的有用知识才是科学。于是，人的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因素统统被排除在科学之外。科学被看作建立在事实和逻辑基础上的客观知识，它不受社会价值的影响，也无善恶之分，是价值中立的。
还有人认为不仅科学知识本身价值中性，而且科学活动的动机、目的只在于科学自身，不参与个人的价值。例如，马克斯·韦伯视科学为工具理性并从科研机构的科层制（bureaucracy，一种有效的、合理性的组织形式）要求出发认为，科学的目的是引导人们做出工具合理性的行动，通过理性计算去选取达到目的的有效手段，通过服从理性而控制外在世界，因而他主张科学家对自己的职业的态度应当是“为科学而科学”，他们“只能要求自己做到知识上的诚实……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和数学关系”。他甚至断言“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
不同时期的“中性论”有不同的形式和目的，其中有认识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它反映了科学发展一定阶段由于专业分工过细，专业化程度高而造成的注重局部、忽视整体的局限性（把科学活动和科学的社会后果截然分开）；反映了科学作为一种理性活动与人类的其它活动（例如艺术、宗教等）的区别（建立在经验事实和逻辑基础之上的科学确实有其客观性的一面，但经验事实也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价值观念）；也反映人们对自然界基本图景的理解（近代机械论世界观把精神世界彻底和物质世界分离开来，与第二性质相联系的价值的根源不在上帝或自然界而是工业和人的功利，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界本身是没有价值的）；还反映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对自主发展的要求（为保证科学活动的正常运行，科学系统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正是由于这后一点，有人称“中性论”是一种面具、一种盾，甚至是一种剑。例如，17世纪，羽毛未丰的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家以向保皇党保证保持价值中立，不插手神学、形而上学、政治和伦理的事务，作为不受检查而自由发表文章和通信的权利的交换条件。而在20世纪，在科学日趋强大甚至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中性论”又被用作反对“科学政治化”、“科学道德化”（李森科事件、纳粹对犹太科学家的摧残）的武器。
“科学价值中性论”在某种意义上、某个特定范围内似乎可以成立，至今在学术界仍很有影响，并常常被用来作为拒绝考虑科学家的伦理责任的挡箭牌。但是如果从认识角度、从整体上来历史地考察科学产生及其发展的社会背景，科学对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影响，那么我们只能把“中性论”看作一种神话或一种理想。逻辑实证主义的“价值中性论”受到历史主义和其他科学哲学流派的批判。而韦伯本人对“工具理性”以及把个人看作内行而又无意识的齿轮的“科层制”的局限性就有所认识。
在当今“科学－技术一体化”、“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大科学时代，科学在工业、军事中的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发展科技在各国都已成为国家行为，价值中立的纯科学理想的基础不复存在。“纯科学”概念已被相对于应用科学的“基础科学”所代替。科学研究概念也被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在内的R ＆ D所代替，纯科学早已不足以代表科学整体。“科教兴国”、“国家利益中的科学技术”等口号明确地表达了国家投资科学的社会目标。从科学自身来看，现代科学已成为一种社会事业，科学家一般都是属于某个机构或组织的成员或雇员（既然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谋生的职业），科学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资金及其它社会资源），而这种支持是不可能不期望回报的，虽然不一定是短期的或直接的。“为科学而科学”的清高和超脱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科技工作者必须考虑科学的社会后果以及自己的社会伦理责任。

三、对科学的社会后果的关注是科学家的伦理责任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从“为科学而科学”的态度出发把科学家的共同精神气质和伦理规范归纳为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公有主义（communalism）、无利益性（disinterestedness）、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kepticism）和独创性（originality）。对这些规范有很多争议，本文暂不作讨论。后来又有人增加了谦虚、理性精神、感情中立、尊重事实、不弄虚作假、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等等。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本身（比如做实验）还应遵守人道主义原则（比如纽伦堡法典）以至动物保护和生态保护原则（例如，1978年保护动物权利国际联盟通过“动物权利世界宣言”，认为所有动物都有出生的自由，也有生活的自由，每一动物都有权受到尊重等。
这些规范保证了科学的自主发展和科学知识生产的正常运行。但如果把科学放到社会的环境中，考虑科学家在社会中身份的多重性，科学家的伦理规范应该增加一条：有责任性（responsibility），即有责任去思考、预测、评估他们所生产的科学知识的可能的社会后果。如美国物理学家萨姆·施韦伯（Sam Schweber）所说：“科学事业现在主要涉及新奇的创造——设计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物体，创造概念框架去理解能从已知的基础和本体中突现的复杂性和新奇。明确地说，因为我们创造这些物体和表述，我们必须为它们承担道德责任。”
如果人们把科学（不管是否直接由科学家）给人类带来的福祉归功于科学家的话，那么科学家对科学导致的其他消极后果是否应该负责？如果说很难要求科学家对应用前景尚不清楚而且不易预测的基本原理的发现的应用后果负责的话，那么对试图把科学理论应用于实际（工业、军事或其它）的科学家（这是当代科学家中的大部分）来说，不管他们的主观动机意愿如何，都应该要求他们对其科学活动的后果作慎重的考虑。“虽然他除了设计自己的实验之外并不设计任何东西，但他能为企图作恶或在应用上有明显危害的副作用的人工制品或工艺程序的设计提供基础概念。”只要他们的行为是出于自由意志，他们在科学应用的因果链中是不可缺少的环节，那么他们对科学应用的后果就负有一定的伦理责任，当然不是全部的、直接的。韦伯认为在行动的领域里“责任伦理”优先于“信念伦理”，必须顾及自己行为可能的后果。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这种统一的基础是实践。
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在军事和工业中的应用日益增加，科学技术的负面社会影响越来越明显。核战争、基因工程、与科技发展不无相关的生态危机等将对人类的生存起决定作用，科学家们对科学的社会后果再也不能漠不关心。1945年原子能科学家致美国战争委员会的报告就反映了科学家这种责任的思考：“过去，科学家可以不对人们如何利用他们的无私的发现负直接责任。现在，我们感到不得不去采取更主动的态度，因为我们在发展核能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功充满了危险，它远比以往所有发明带来的危险都要大得多。”他们感到有责任“就因原子能释放而导致的科学的、技术的和社会的问题对公众进行科学教育”，并且相信，“致力于民众教育，让他们广泛地了解科学空前发展所带来的危险的潜在可能性，是所有国家的科学家的责任。”
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还在各种场合就科学家的责任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其中著名的有1957年以来的普格沃什（pugwash）会议、1975年的阿西洛马（asilomar）会议等。70年代初，科学家对重组DNA研究的潜在危害的讨论使科学家对其责任的范围有了新的思考，“科学家自身开始对研究者的职责和无限地追求真理的权利提出批评和表示怀疑”。近年来关于克隆技术的伦理问题讨论是这种思考的继续。然而，对科学研究，尤其是那些可能有潜在危险的科学研究是否应该加以限制，人们对此仍有争论。有人认为号召科学家拒绝研究可能危害社会的项目带有空想的性质；也有人担心，对责任的强调是否会造成对科学家不必要的限制。
尽管如此，由于科学家掌握了专业科学知识，他们比其他人能更准确、全面地预见这些科学知识的可能应用前景，他们有责任去预测评估有关科学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对民众进行科学教育。由于现代的科学家不仅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作为社会精英，他们还经常参与政府和工业的重大决策，享有特殊的声誉，他们的意见会受到格外的信任。因此他们对非本专业特长的事应谦虚谨慎，在各种利益有矛盾时他们有责任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退出某些项目的研究，如果他们的良知这样决定的话。

四、工程师对什么负责、对谁负责？

如果说关于科学家（主要是指理论科学家）对科学的社会后果（知识生产的间接后果）应负什么责任，人们的意见有很大分歧的话，那么，关于工程师对其工作的社会后果应负责任似乎应该没有什么分歧。工程师探索应用知识并把它们付诸实践。他们的工作与理论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后果不同，工程项目的效果是高度清晰的。那么工程师应该怎样对工程的后果负责？
工程哲学家塞缪尔·佛洛曼（Samuel Florman）认为工程师的基本职责只是把工程干好；工程师斯蒂芬·安格（stephen Unger）则主张工程师要致力于公共福利义务，并认为工程师有不断提出争议甚至拒绝承担他不赞成的项目的自由。“过去，工程伦理学主要关心是否把工作做好了，而今天是考虑我们是否做了好的工作。”
工程师的责任的本质是什么？他们是否和医生和律师一样要遵守某些职业行规？事实上，与为健康服务的医学和以公正为目标的法律不同，工程本身除了效率以外没有什么明确的、内在的、独立的理想。早期的工程师是指建造和使用“战争机械”的人，直到18世纪末，工程指的主要都是军事工程，那时的土木工程只是和平时期的军事工程，相当程度上听从于国家的指导。不管工程师的技术力量有多强，他都首先要服从，服从命令是他最主要责任。即使后来机械、化学和电子工程等领域不断发展也没有改变工程从属于外界社会机构（政府或商业企业），工程师的服务对象也主要是政治力量或经济力量，它们远远超过单个工程师所行使的任何技术力量。
19世纪末在一些工业发达国家，随着工程师人数的增加和手中的技术力量的增强，工程师要求独立自主，相继成立了各种工程师协会。他们认为工程师是技术改革的主要促进力量，因而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力量。他们是不受特定利益集团偏见影响的、合逻辑的脑力劳动者，所以也有广泛的责任以确保技术改革最终造福人类。他们应该遵守可称之为“技术命令”的东西：“你应该只设计或帮助完成不会危害公众幸福的工程，应该警告公众反对任何不满足这种条件的工程。”比如，美国工程师莫里森（George S. Morison）曾踌躇满志地宣称，“我们是掌握物质进步的牧师，我们的工作使其他人可享受开发自然力量源泉的成果，我们拥有用头脑控制物质的力量。我们是新纪元的牧师，却又绝不迷信”。另一位工程师则说：“工程师，而不是其他人，将指引人类前进。一项从未召唤人类去面对的责任落在工程师的肩上。19本世纪初到30年代西方国家的专家治国运动就是这种思想背景下引发的。虽然专家治国运动并不成功，但它对全世界的政治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既然工程师要求对技术的成就接受全部荣耀，那么他们是否也应该承担工程技术的全部过失呢？实际上，工程师的责任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所有工程技术专家的工作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受经营者或政治家控制，而不是由他们自己支配的。当然工程师对自身工作中由于失职或有意破坏造成的后果应负责任，但对由于无意的疏忽（如产品缺陷）或由于根本没有认识（如地震预报失误）而造成的影响分别应负什么责任？更重要的是，在前一种情况，即大量的工程项目是受经营者或政治家控制的情况下，工程师有否责任，应对谁负责？对工程本身（桥梁、房屋、汽车等）、对雇主、对用户还是对国家、对整个社会？如果工程本身，公众利益，雇主利益以至社会或人类的长期利益之间有冲突，工程师应首先维护谁的利益？理想状况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的一员，作为社会的一个公民，以及作为科研机构的一个雇员这三者责任的统一，但事实上，它们常常有各种冲突。
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工程师是否应该成为“告发者”（Whistleblowers）？由于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性质使他们常常直接和最早了解公司或其它机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产品质量、性能的缺陷，对公众的安全和健康或环境的影响等。他们有没有权利，是否应该披露事实的真相。在实际生活中，这些告发者常常被解雇、调动或被视为捣乱者。戏剧家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曾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现象。现在一些科学技术专业协会常常支持告发者，例如工程师伦理法规要求工程师在履行职业任务时把公众的安全、健康和幸福放在首位。
然而，这种要求显然偏离了默顿提出的为保证科学活动自主性的“无利益性”要求。另一方面，告发者的判断是基于自己的认识，如果没有得到同行评议的认可，或甚至遭到同行反对时，他的做法是否符合科学规范，他们是否在专业工作上不负责任？这都需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当然，想从根本上解决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利益冲突，除了像M．邦格所设想的力争技术的民主控制，即公众参与所有大规模的技术规划之外还需要有整个社会的变革。即使这样，工程师和科学家也还是有预测和评估科学技术应用中的正负效应、对公众进行科学教育的责任。因为没有公众科学素质的提高，对科技的民主控制将只是形同虚设。
当代科技革命的新发展赋予科技工作者前所未有的力量，使他们的行为后果常常大到难以预测。计算机信息技术、互联网、基因工程、核能、新材料等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利益的同时还带来可以预见的和难以预见的危害甚至灾难，或者给一些人带来利益而给另一些人带来危害。科技工作者的伦理责任成为极需重视的问题。总之，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大科学时代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要远远超过做好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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